属于道德、政纪 、党纪而非刑法调整范围，所得财物应作不当得利返还之外，前两者情况笔者认为应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
一是 对胁迫的习惯理解并不能作为司法实践的法律根据。只有现行法条规定才是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根据。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胁迫也就有作为的胁迫与不作为的胁迫之分。法律并没有明确否定不作为的胁迫，如果只因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理解，便排除法律并不明确排除的不作为胁迫，这是于法不符的。
二是不作为的胁迫劫财具有与作为的胁迫劫财一样的社会危害性。譬如医生对一生命垂危病人实施手术，在开膛剖腹之后，突然以不继续手术要挟取财。病人在此种情况下，生命已危在旦夕，不同意便会丢掉生命。医生的这一种不作为已严重危及了该病人的生命安全。病人只得奉以钱财，公民的财产权又受到侵犯。该医生此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不低于以暴力相威胁。

三以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之所以成立抢劫，最关键的原因是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实践中，往往对上文所举例子认为属于间接故意的杀人或索贿等罪。都没有准确反映出此种犯罪行为对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客体的侵害，以及不作为的胁迫与当场劫财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内在联系。因此定性都不准确。对胁迫的另一个理解是胁迫方式的明示性，如行为人以语言明确表示暴力内容并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暗示的胁迫取财是否构成抢劫呢？笔者以为，这需要分情况不同对待：
一是行为人以暗示胁迫当场取财，而被胁迫人并未交付财物。这一种情况，要么是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胁迫内容，要么就是虽然暗示手段足以传达胁迫内容，但因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达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这两种情况，虽然都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因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造成的危害都较轻微，以不定抢劫罪为妥。当然，如果行为人的暗示胁迫手段较为严重，尽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应以抢劫罪论处。
二是 行为人以暗示胁迫意图当场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惧而当场交付财物，本文认为，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如下：
1、 胁迫劫财是行为人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精神恐惧而不敢反抗，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刑法条文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抢劫故意，客观上实施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交付财物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胁迫劫财的本质特征。
2、 明示跟暗示，只不过是胁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以劫财为目的，而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 么，这一种"暗示"无论如何，都是足以传达暴力威胁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
3、 从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胁迫劫财的方式。有这样案例：以张某为首的五人团伙，经常对外地打工者敲诈勒索，暴力抢劫。某日，张某等人看到外省籍打工仔李某，张某提出"抢点钱用用"。团伙五人遂一言不发上前围住李某。李某知道张某等人向来敲诈，抢劫，无恶不作，也知道张某等人此次的用意，因惧怕招其殴打，只好拿出五十元钱交于张某，遂得以解围。此案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本文认为如果类似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都得不到处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打击。
4、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新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即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制订本条时，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实施抢夺罪中，仅仅由于行为人携带凶器，即便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出示，就转而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混淆了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实质界限。但立法者考虑到，携带凶器抢夺，较之一般的抢夺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是否对被害人构成了胁迫［1］———这里，立法者就考虑到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虽然在某些时候没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胁迫。而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借助这一种暗示性来否认其抢劫故意，而司法人员又极难认定。因此，为了从重打击这样一类犯罪，新《刑法》增设了此规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认暗示性胁迫抢劫存在的立法意图。

五、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

传统的理解和司法实践中普遍的看法，认为抢劫罪中财物不包括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把不动产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正如上文论述的，抢劫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是这一行为对人身权与财产权侵害的综合。侵占不动产相对于侵占动产来讲，不动产因其本身特征，其财产权恢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这一种行为与抢劫动产的社会危害性相差悬殊。实际情形中，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非法侵占不动产这样的案例

是少之又少。对这一类少之又少的情形作立法规定，这样的法律形同虚设，并无多大意义。

[1] 参见陈兴良主编，《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17页

而且，实践中偶而出现严重暴力侵占不动产的案件，亦可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罪名加

以惩戒，所以，把不动产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加分析地把财产性利益一概排除在外，本文认为不妥。理由如下：
一是 司法实践中，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仅仅按传统做法而无法理及法律 依据定罪判刑，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案例：甲乘坐 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为拒付十元车费，遂拿出一把水果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威胁道：还不快走，我一刀捅死你。司机因害怕而驾车离开。在类似这样的案件中，甲拒付的车费就是一种财产性利益。与甲用刀抵住司机 的脖子并从其口袋里掏出十元钱这样的情形相比，两者的行为本质与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
二是对这一类法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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