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难点。本文从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入手，分析其带来的*影响，探索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试图通过*制度的变革，建立起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三农；二元化；*制度；农村自治 。 一、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影响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被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问题提出来，引起了知识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愈显突出，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割裂严重 建国以来一段较长时期，我国居民的收入差异十分有限，维持在一种低收入水平上的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收入增长较快，一部分农民脱离了贫困。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增收乏力，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贫富差距加大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统计，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前者为后者的32.1％，名义差距超过3∶1。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份所属32个县市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调查，低收入（年均纯收入1千元以下）和中收入（年均纯收入1000－1999元）组占到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按世界银行的测定标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是在农村。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我国的近3000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西部地区，2002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共1742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61.8%。loCAlHOST事实上，地区差距背后主要的问题还是城乡差距，西部欠发达地区内的城乡差距甚至大于全国平均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我国的开放政策是从东部沿海14个城市开始试点，逐步扩大的，20多年来，在东部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迟缓，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gdp的59%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这一地区的人口约占全国的4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占有gdp总量的27%和14%，远低于其36%和23%的人口比例；从人均gdp看，1999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0089元、5407元和4217元，中部地区大约相当于东部的一半，西部地区只有东部的40%左右，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1倍。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根源在于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因而事实上还是一个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市场经济下，一个阶层的财富多少直接影响到其*地位，日益扩大的城乡之间物质水平差异，使得农民的老二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十大阶层，农民已经下降到老九的位置 ，与从老大下降到老八的产业工人阶级同时沦为社会的弱势阶层，在*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小，作为国家主人和统治阶级的内涵越来越少，农民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 日益扩大的城乡之间物质水平差异，产生了城乡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出现对立局面。现在，发达的城市地区谈论的国际接轨、网络经济、人文精神、公民意识、环境保护等等，在广大农村却如听天书，农民更加关注的是温饱、疾病、子女学费等基本生活问题，农民无法接收现代文明的信息，固有的愚、穷、弱、私、散的性格无法向现代公民性格转变。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不是要去感受城市文明，而是现实的谋生需要，农民工也几乎无法融入城市，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宿感；城里人对乡下人也没有平等意识，城市的进步与农村的停滞更加使得城市加剧了对农民的歧视，甚至抱怨其抢饭碗，并将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近乎自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城市人总是将怀疑的对象首先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这种污名化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这种污名化过程，又反过来影响到农民本身的自我认同甚至行为方式，造成两个群体的相互歧视和对立 。同时，大量农民工的流动使得农民对城市的不满较之计划经济的封闭时期更为直观和突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发现城市人并不比他们劳累，生活却比他们好得多，这种差距容易产生心理不平衡，对传统的分配原则提出质疑，如果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甚至上当受骗，则可能采取原始的暴力手段。徐勇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一些农民工一是不愿再像他们的祖祖辈辈那样艰苦奋斗，恪守有劳才有获的理念；二是不愿再坚守他们祖辈遵循的集体本位传统，而为自我中心的观念所支配；三是不再如其祖辈那样具有强烈的权威意识，而是蔑视一切秩序和权威，迷信暴力。 这种意识形态在农村表露出来，农民只会认为是受城市影响的，反过来加深了固守在农村的农民对城市的敌视。 中华文明能够屹立于世界，而没有遭受其他文明古国灭亡的命运，主要原因在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根深蒂固，在统一的主导思想下，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融合的自觉性。然而，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城乡之间的割裂，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让-马克·夸克曾经分析了中国与俄罗斯在体制过渡过程的合法性问题，认为中国的渐进性改革逐步使得各方适应并参与，直接关系到社会底层并着重赋予他们经济权利，而俄罗斯的改革得益者仅仅限于靠近权力圈的少数人 。如果不能较好地坚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我们这个有着不患贫，而患不均和大同思想传统的国家，就可能因为贫富差距、东西差距太大，引起仇富心态和地区封锁，引起地方主义的抬头，最终影响到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如作为资源主要提供地的西部地区，由于在经济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发展加工业的要求更高，而其资金、技术、人力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又很大，无法在平等的竞争中发展，一些地方就使用行政权力，干涉市场，保护本地企业。邓小平1990年曾经指出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中国就会出乱子。 （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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