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矛盾难以缓和。 农民负担重在哪？农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样一句话：头税轻，二税重，收费是个无底洞。头税是指国家征收的农业税。一般认为，我国的农业税是一种轻税政策。二税是指农民向乡村两级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村提留和乡统筹是农村的一项重要公共收入分配制度，它的问题是，第一，计提村提留和乡统筹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不容易科学确定。1991年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农民负担的村提留和乡统筹不得超过以乡为单位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1998年以后又改为以村为单位计算。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测算是基层自己进行的，就难免不出现根据需要规定农民收入水平的情况。第二，统一的5%的负担标准造成负担不均，低收入农民的负担相对较重。道理十分简单，如果一个村里有一户人的收入水平低于全村的平均数，他的负担就会高于5%.同理，一个地区的收入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数，这个地区的负担就会高于5%.这就是所谓农民负担的累退性，收入越低，负担越重。收费这个无底洞是指各种收费、集资和摊派（即三乱）游离于5%以外，随意性大，是农民负担沉重最突出的表现。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农民负担重主要是农业税外的负担失范。税费名目繁多，税费负担沉重，直接动摇了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以费改税为特征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对税费负担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减轻农民总体负担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历史上对农业税的幅度，比较肯定的是什一税，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记载：什一税者，天下之中正也。我国当前的农民税费负担，已经超过了什一税，更远远超过历史上休养生息时期的赋税负担，如西汉初期农业税是十五税一，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改为三十税一，西汉末东汉初为十五税一，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又恢复为三十税一 。沉重的农民负担，容易导致农民弃田撂荒，外出打工逃避税费，影响农业持续发展，浪费有限的土地资源。我国在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政策后，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连续丰收，6年间粮食增产1亿多吨，可是，1985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随后几年农业发展处于徘徊阶段，直到1989年底才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此后中国农业进入了拉锯战，进进退退，时好时坏，中国粮食产量1996年突破5亿吨大关之后，出现了徘徊和减产的趋势，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甚至发表了著名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我们可以不同意布朗的结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步提高。而这又与农民负担沉重，无法实现积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密切相关。弃田撂荒，对于农民自身而言，可能如魏源所认为的因祸得福，可以适彼乐土--弃农经商 。但是这种草率的方式，没有进行有效的土地转换，对于整个国家的土地利用，无疑是低效率的。 更为严重的是，农民负担过重，容易抵制税费收缴，甚至采取过激措施，激发干群矛盾，导致恶性事件和群体事件。1992年湖北农民樊哲福就因负担过重层层上访未果而*。湖南省湘乡市农村妇女潘群英因摊派过重，不堪受辱，当着乡村干部的面跳塘*。1994年，河南省邓州市徐楼村农民陈中身因对乡里不合理摊派等问题向有关部门上访，引起乡长段其占的不满，被段授意村干部张德恩等人打死。1995年湖北省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主任余万新一行19人强制要求农民蔡守国上缴各种钱款费1349.19元（按国家规定只应交370.27元），蔡无力上交被迫*。1998年四川省梁平县新盛镇农民罗昌荣因抵制乱收费，被四名乡干部活活打死。四川三台县农民资俊仍用扁担砍死催款的一名干部，砍伤乡长。安徽韩寨村26岁的农民王永生，当着催交钱款的干部的面拉响炸药名，王当场死亡，四名干部受伤。1998年8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乡万余农民联合状告乡政府乱收费，占全乡总人口的67%。四川省某县30多个乡村农民集体抗议集资过重。2000年江西省丰城事件中，农民将几个乡政府的房屋全部砸平，涉及了几个乡的数万人。 虽然这些恶性事件和群体事件都发生在基层，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直接代表国家的正是这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公务人员。诚然，在乡村干部中间，不乏忧国忧民之士，也不乏为农民热情服务的人民公仆式的好官员，但是，由于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基层公务人员往往难以在短期内作出成绩，难免采取一些取巧的方式方法，维护自己的利益追求，甚至不惜牺牲农民利益。事实上，我国乡村干部和其他农村精英分子在利益要求和利益实现方式已经相当独立于普通农民，中央任何政策只要削弱了乡村干部的利益，都难以落实。一部分基层领导为了个人利益，大搞形象工程，以讨好应付上级领导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脱离当地实际和农民需要，从农民利益的保护人变成了损害人。cctv2003年6月29日焦点访谈好看的工程给谁看披露了一起啼笑皆非的形式主义坑农事例：位于山东省安丘市南郊的兴安街道办事处，花费269万元建立了一个占地一万亩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却是一个应付上级机关检查而做的样子工程而已，投资29万多元修建的30间井房中只有5间井房中有井，其中只有两口井能够使用，其余25间完全是空井房；按照计划书节水灌溉一项包括发展喷灌2000亩、铺设输水管道38公里，事实上仅有50亩地装备了喷灌工程，实际铺设输水管线只有3.2公里。这两项成本仅为7万多元的样子工程却一共花去108万元，政府大量投资去向不明。受访的农民一个个嘲笑这是好看工程，而许多原兴安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却因为这些样子工程而纷纷升迁。 与此同时，一部分民选的村官缺乏奉献精神，认为自己受苦受累又得罪人，一年到头，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一些干部*荣誉感消退，信念有所动摇，没有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村务管理上。有调查资料表明，在被访村干部中有38.7%的人对其所得补贴不满意，问其原因，有60%的人回答工作辛苦、任务重、付出多、得到少；35%的人回答不如种地或做生意挣钱多 。可见一些村干部已经没有把自己作为普通农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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