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财政体制的缺陷加剧了农村的贫困 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主要是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幅更大，年均递增18.5%。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限制和我国的特殊政府构架，目前的财政体制存在明显的缺陷，加剧了农村的贫困。 1、税种分配不合理，县乡没有稳定财源。主体税种如增值税、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消费税全部归中央，营业税实行省级和地方共享，真正留给县级及以下的只有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农业税等等收入少、征收难的税种。这样，正税大税好税一般由中央和省拿去了，县以下基本上靠苛捐杂税和罚款过日子。据国家税务总局资料，2002年全年税收收入17003.58亿元，除去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营业税、海关代征进口税收五项，所余为1522.54亿元。再减去主要是城市所得的车辆购置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则数额为569.1亿元。据统计，我国县乡两级政府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但其财政供养人员则占到了全国的71%。不合理还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各级之间共享税太多，由于政策的制定权在上级，就无法避免为保证上级收入而漠视下级利益的情况。 2、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在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省、市也盲目仿效中央，不断加大对下级的财政收入集中程度，省级年均提高集中度2%，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 。另一方面，县、乡两级政府担负的事权则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locaLHost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结果是县乡财政困难与日俱增，工资欠发普遍、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日渐膨胀。就普遍而言，省、市级财政状况较好，略有结余，县级以吃饭财政为主，部分负债，乡镇则负债为主。2000年地方财政净结余134亿元，但县、乡财政赤字却增加了。 3、财政支出不规范。突出表现在财政决策权过度集中，中央、省级的自由度太大，缺乏刚性的预算制约，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太大等等。目前，专项转移支付已占中央补助地方支出的近一半，占地方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这种状况出现了很大的制度漏洞。如财政部及各省财政厅（局）年初安排预算时，常常将部分资金没有批复落实到具体部门和项目，而是在年度执行中通过追加的方式再进行分配，并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又如财政部门在专项转移支付和年终结算中为本系统安排一些资金，甚至一些司（处）利用职权向下级财政对口处（科）安排资金等等。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相对不如东部地区、发达地市与中央和省级部门的联系紧密，广大农民更是缺少代言人，缺乏要求的配套资金，后果是从中央争取专项资金的博弈中，中西部不如东部，从省级争取专项资金的博弈中，农村地区不如城市，导致越是落后、越是穷，越是难以得到专项转移资金。 4、金融政策支持少。第一、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而且组织制度也很不健全，除商业银行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制度外，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的组织体系都残缺不全，农村信用社是 有脚无头，农业发展银行是 有头无脚。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归属人民银行管理，农业发展银行却自成体系，这有违于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能，也使农村金融和农村发展目标形成了一定的背离，直接影响到农村金融运作的效果。第二、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目前的贷款资金大量流向大、中城市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如电力、电信、民航、交通、石化、烟草等国有垄断型行业企业，甚至流向了一些没有资本金的关系企业。同时，国家从1998年开始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面收缩了在农村的信贷业务，有的只清收陈贷不发放新贷，有的将审贷权上收到地区中心支行，这样，农村信用社每年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等方式，农村资金反而被大量转移到城市。到2002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 。第三，由于货币管理当局对一切非正规金融持严厉管制的态度，因此民间金融仍然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这种金融制度的逆向调节，使得农村得到金融支持的可能性非常小，农户结构调整、规模经营的资金无法找到来源，甚至为高利贷复发提供了条件。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建设 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近100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就不能取得*的成功。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必须从*制度全面设计入手，立足于政府职能本位，实现政府职能转换。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将政府职能归纳为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环境政策（包括宏观经济稳定），投资与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保护环境等五个方面。因此，要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必须断然改变偏向城市的政策惯性，建立城乡公平的统一政策，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转变政府职能，从竞争性领域抽回投资，转移到对三农补贴和保护上来，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建立全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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