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

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切的心。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在6岁的女儿嘟嘟眼里，那是多么美的荒草地啊!上面开着各种小花，有蝴蝶飞舞，她还看到了一只小鸟，翅膀扑动着停在半空中，尖尖的小嘴朝向花蕊。“爸爸，这是什么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是蜂鸟，它能够悬停。”“什么叫‘悬停’?”“你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遭遇风暴的年代。嘟嘟长大了，爸爸却进了“牛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他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3天3夜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交代问题，并强行停止治疗，最终彻底失明。他早年的胃病也犯了，开始吐血。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失去了搞发动机的权利，每天的任务是清扫厕所。身穿黄棉大衣和一双军用胶鞋的吴大观，在那段日子里，突然变得苍老。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20年前聂荣臻司令员的笑容，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有这样笑容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他唯一牵挂的是妻子华国。很久以后才知道，她因为拒绝与他划清界限，遭无情殴打，椅子腿打断三根，昏过去，再用冷水泼醒……

疼痛渗入心底。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到冬季的每一天，吴大观总会亲手给妻子削一只梨，曾经的苦难让她落下不能痊愈的咳嗽;每一年的365天，每一天的中午晚上两顿饭后，吴大观总会起身打一盆热水，拧一块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无言的爱，是彼此的珍惜，更是相互的搀扶。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们笑了。因为，他们一直坚信，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共产党。

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还有什么比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更令吴大观虽九死而不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就是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痛心的。”

他开始和时间赛跑。

他拖着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仅剩0.3视力的右眼，每天早晨7点前就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

引进斯贝发动机期间，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国专家组织两班倒，63岁的他却一个人顶两班，发烧到39摄氏度仍不下岗。

晚年的他，视力更差，路都看不清楚，就由老伴打着手电筒，每天早晨7点前把他送到办公室，晚上再由秘书把他送回家。后来，老伴走不动了，就由家里的保姆继续送他出门。

他在88岁高龄学会了使用电脑，天天坐在电脑前，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搜寻下载着各种有关航空发动机资料，一摞一摞地装订好，送给工作在一线的晚辈们。

他在90高龄写下肺腑感言：“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

一个人，一生，如此单纯执著地为自己的祖国做一件大事，他该是多么幸福

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这一天，是2009年元旦。下午，吴大观早早坐在电视机前，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即将转播，他急切地等待着那首他最喜爱的乐曲《蓝色的多瑙河》。

……广阔、辽远、如梦如幻的蓝色世界啊，这不正是他仰望了一生的天空

他拉拉老伴的手：“华国，我们都老了，自然规律。如果我走在前，有些事你要帮我做到。”

94岁的老伴温柔地望着他：“你说吧。”

他慢慢道来，一口暖融融的江苏镇江老家的乡音，像66年前他们在谈恋爱。

“第一，若有情况，不做任何治疗，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

第二，后事一切从简。

第三，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第四，代我把积蓄的10万元钱交最后一次党费，剩下的一半留给你生活……”

老伴认真点点头：“我一定照办，决不含糊!”

吴大观抬起手，轻轻抚摸着老伴稀疏花白的发丝。半个多世纪的患难夫妻，两颗心早就长到一起了。

多缴纳党费，是吴大观几十年的自觉行为。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普遍执行低工资制度，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二三十元，一个车间主任的工资六七十元。作为二级专家，吴大观每月的工资是273元。他十分不安，几次打报告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未获批准。于是，从1963年开始，他主动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一直坚持了30年。“文革”期间，他被打成“特务”，工资停发，连许多年的多缴纳党费也被污蔑为“筹备特务经费”。他不作任何辩解。“文革”结束后，他把组织补发给他的6000元工资，拿出4000元再次补交了党费。后来，当他的工资早已落入社会中下等水准，他依然没有停止。从1994年开始，他以年为周期，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纳党费4000—5000元。

他在给组织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根本上讲，我们国家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这代人只能过艰苦的生活，只有我们过艰苦的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