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的习惯法有一个长期蕴存的客观条件。

2．民族刑事习惯法的传承与创新

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消极因素是扬弃性发展的根据。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我们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扬弃性地继承其成果，尽最大可能地发挥民族习惯法在控制少数民族犯罪、维护民族地区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⑴充分发挥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积极作用

解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刑事习惯法正在逐步废弛，国家新制定的法律还得有一个过程才能贯彻执行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一过程需要刑事习惯法的调节。在今后法律比较完善的状况下，民族、社会要自我控制、调节，还得借用民间的力量。许多民族地区目前已广泛采用乡规民约的形式以恢复习惯法，作为法律的一种补充。实践证明，这些乡规民约对于控制少数民族犯罪和维护民族地区秩序方面具有潜在的功能。

(2)继承和创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优良因素

民族刑事习惯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因此，通过继承和创新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优良因素，可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优良传统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应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民族刑事习惯法是民族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好形式、好传统、好习俗。行之有效，应当坚持。其三，以科学、理智的态度来对待民族习惯法。继民族刑事习惯法中民族文化精华的成分，抛弃其中的糟粕部分，从正面推动民族和社会发展。其四，以现代化的行为准则来检验习惯法。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革，社会在进步，各民族都应自觉将其传统行为方式及习惯法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使习惯法中优秀的成分发挥更为现实作用。其五，以国家法律引导民族习惯法的演变和发展。少数民族习惯法并不是无益、消极、落后、糟粕的代名词，他重视群体利益，确认团结互助，鼓励勤劳能干，肯定合理需要，保护生态环境，处理简便迅捷，注重内在接受，形式生动形象，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有采纳、吸取、继承的价值。“ 其六，吸收民族美德，完善习惯法的内容。比如侗苗民族对”款约“的”改造“，将”款约“中不合乎法律法规的内容删掉，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容注入”款约“之中，使之成为新型的少数民族自治的村规民约。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严打实践

少数民族犯罪司法控制是少数民族犯罪控制的重要环节。一、”严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反思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特殊性，更多地受到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否更进一步地影响到严打的效果?如何在民族地区执行严打，如何在两少一宽与严打之间实现平衡，都需要进行探讨。

根据笔者对民族地区的严打斗争的观察，严打政策把握失当的问题，总结起来包括：其一，严打的对象的界定失当。中央提出的”严打“的对象都是非常明确和具有针对性的。但是，这种限定需要与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结合起来。部分地区在严打过程中，对因文化习俗不同引发的犯罪也进行严打，从而拓宽了严打的对象范围。其二，严打与”两少一宽“的协调问题。”两少一宽“作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经过数十年的检验，发挥了维护民族地区治安稳定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功效。应当说，它是一条成功的并且相对于适用于全国的其他刑事政策，是一条考虑到犯罪地理学和犯罪人类学的特殊的刑事政策。”两少一宽“与严打在民族地区应当同时适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两少一宽“作为特殊的刑事政策还应当优先使用。但严打期间不考虑两少一宽的做法，是置民族刑事政策于不顾，是极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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