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工程环境伦理观 
  我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共同的责任是必须的，而解决自己所而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的工程环境伦理学，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标准，也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对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这些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就以深生态学的环境法西斯主义般的不作为主义为例，如果是在自然被开发之前的早期不作为，人类恐怕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史前的蛮荒状态;如果是今天的自然被开发之后停止作为，那么已经被破坏的自然就得不到应有的修复。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工程环境伦理观应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二是要实用。我们所关心的重点不在于是否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包括所有的生命，因为，这样不能解决任何现实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以三峡工程为例，如果照搬西方的某些环境伦理观点，尤其是深生态主义，那么三峡工程就是一项对环境伤害极大，极少考虑非人类生物权利，毫不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工程。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之间的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已经基本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上来谈环境保护的，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的生存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问题，这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三峡工程作为一项能够提供巨大建设能源的水利工程的建设是势在必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工程环境伦理观，其主旨是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的工程环境伦理观是应用型的伦理观，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因此，无论是动物权利保护主义、生物中心主义或者是生态中心主义，只要是对发展国家经济有实用价值的成分，我们都应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矛以取舍。例如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并重的环境伦理观、泰勒的自卫原则及补偿原则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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