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的社会成员还不多，重工业部门的人数就更少）因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并不是全社会利益的表，而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政府不仅具有一般自然垄断的性质，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的垄断权，并与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主要职能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创造国民收入，这就会改变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效率和产出的下降；政府对一般经济活动的垄断，造成了价格和工资的相对固定以及向重工业部门的倾斜，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政府决策的迟缓，议事日程的繁忙，造成接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滞后。所有这些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分布和发展方向，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其收益相对较小。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形成了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局面，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安排；国有部门地位的削弱和相对势力的下降，造成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实现了经营决策从政府公共决策向个人和企业私人决策的转变，缩小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弱化了*统治，部分消除了自由进入有利领域和迅速采用新技术的障碍。这一切就造成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活跃局面。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选择和改革决策既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又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分析自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奥尔森从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就会长期存在，不会自行消灭出发，崇尚社会变革的激进方式而忽视渐进式改革，似乎也有某些片面性。不仅如此，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当其是针对原有的利益集团，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开始形成时，也许在客观上会采取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活动。特别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某些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张宇燕，１９９４）。《奇迹》在说明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时，借用了一个“投票模型”，实际上运用的就是利益集团分析，但却否认利益集团的存在；在说明“赶超战略”的选择和改变、改革措施的选择和改革周期的发生等问题时，大多是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总体分析，而缺少对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活动的具体考察。于是，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政府的选择和决策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据，不是出于博弈中力量对比的实际，而是由于对问题的认识。这样一来，即使作者的分析没有偏离自己的假设前提，但总感到很多地方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深入。? 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的理论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三者各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都对所论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因而各有自己的长短。如果说诺斯的理论和奥尔森的理论着重于微观的分析，那么，《奇迹》的理论则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的产生也许与它们各自考察的具体对象不同有关。诺斯和奥尔森考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而《奇迹》讨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面对的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通过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讨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奥尔森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对所论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奇迹》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基本的制度条件以外，主要在于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经济发展的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了自己的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奇迹》把分析的焦点对准了发展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比较和评论了几个相关的理论框架以后，我们想就《奇迹》中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问题? 《奇迹》把发展战略作为外生变量，把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认为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选择。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有点绝对化。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作者把自己的考察范围和分析时段仅仅局限于５０年代以后。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其所以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仅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且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领导人强国富民的经济理想（第１８－２７页）。其实，中国其所以选择了“赶超战略”，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近代中国的发展来考察，那么，对此就会有新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落后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反抗侵略，自立图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朽篇章。先有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后有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兴起，都是在富国图强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前者的不成功和后者的慢腾腾，一方面把制度变迁和*变迁推到了前面，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变迁以后实施“赶超战略”准备了条件。中国*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没有确立重工业优先的思想和认识以前，先有了公有财产制度的概念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有了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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