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全意地按照计划的要求去工作。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要求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存在。 在计划经济的现实中，每个人的物质收益与他的经济贡献没有直接的联系。工人和经理一样，“多干少干一个样”。企业也是如此，赢利了全部上缴，亏损了国家补贴。既然不能使用“物质刺激”这个“胡萝卜”来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于是计划经济就只能选择*惩罚这个“大棒”来迫使劳动者积极工作。但是，“强迫”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使劳动者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也可以使他们生产出指定数量的产品，但却无法使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经济资源――“创造性”――得到发挥。 现代经济发展是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实现的，而科学和技术进步是自由的人们积极进取的结果，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不能为人们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不能为人们提供积极进取的动力，那就不能发挥人的创造性，也就不能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这种经济体制也许具有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但绝对没有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它可以通过“摹仿”，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并且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别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缩短与先行者的差距，但它决不能“超越”别人。当“摹仿”的潜能发挥殆尽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就只能实现“外延式”发展，靠持续扩大投入维持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记录无情地显示，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从简单的花样繁多的图钉、铅笔、暖水瓶，到复杂的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视机、空调机、小汽车，再到无形的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电影和交响乐，本世纪人类取得的所有的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进步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创造出来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依赖越来越大，随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也就越来越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的竞争劣势也就越来越突出，结果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和越来越大的规模退出历史舞台。 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转向政绩合法基础 到了本世纪 70 年代末期，经过将近 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得到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反却陷入了普遍贫困的境地。同样，人民也没有得到极大丰富的精神生活，得到的却是史无前例的精神贫乏和愚昧无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但没有能够“超英赶美”，反而与英美的差距越拉越大，甚至连中国人一向看不起的东南亚小国都超过了中国。这一切无情地动摇了历史唯物主义赋予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1978 年上台执政的新政府，在致力于巩固历史唯物主义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也着手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一是选择了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 [2] ；二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建立自己的民主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整个 80 年代，新政府更加注重于“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建设，它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换取人民对自己的支持。它坚定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誓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持续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和巩固了新政府的合法性，并较成功地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严峻考验。 1 ?重建政绩合法性基础 当今世界，如果一个政府既不能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不能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那么它往往就要把经济发展业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亨廷顿指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 [3] 。为了换取民众的支持，威权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被迫作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且他们还要反复强调这种经济增长是在其他政权领导下根本无法实现的。 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经济发展对*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1982 年他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 [4] 同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金日成说，“我要强调指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5]1984 年他强调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 [6] 。他还反复重申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7] 这一切被概括为著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中国的基本国策。 1987 年 5 月 12 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谈到，“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但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 [8] 。 1990 年，正当社会主义陷入了全球性危机之时，邓小平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还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问题” [9] 。在 1992 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10] 。他又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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