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11] 。 进入 90 年代以后，前苏联“激进式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大幅度滑坡，又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即亨廷顿所谓的“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 [12] 。它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民主化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尽管中国人渴望更加广泛地参与影响自己生活的公共决策，需要更广泛的*自由和*权利，但同时也需要稳定，需要保住“此时此刻”已经过上的好日子。中国人担心前苏联式的激进*改革会导致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担心会因此失去过去 20 年中所得到的一切。尽管人们对官员的腐败和任人唯亲、对*、钱权交易、对不法奸商的不义之财都深恶痛绝，但是他们更怕失去那些已经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 2 ?“政绩合法性困局” 亨廷顿在提出“政绩合法性”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政绩困局”概念。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过，在除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 [13] 。 如今亨廷顿所指出的“政绩合法性困局”也开始在中国显露出来。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中国强劲的出口势头，减少了外资的进入，而国内收入分配不均则带来了内需不足，缺乏刺激的国民经济明显地放慢了增长的速度。政府的“政绩”要出问题了！与此同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情对中国发出了严重警告。即使有持续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即使有牢固的家族统治，即使有一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只要没有*民主，只要存在必然随专制而来的官员腐败、*、军队干政、贫富不均、经济泡沫，那么只需一次沉重的经济打击，貌似强大的苏哈托王朝转瞬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印度尼西亚的事件似乎在告诉人们：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民主*的支持，没有以民主*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求民主*的出现。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继续发展，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的自主权力。这两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将逐渐削弱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能力。这意味着，以实现经济增长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将越来越小，决定政府生死存亡的力量将不可逆转地转移到“异己势力”的手中。由此可见，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政府又一次面临着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选择。 三、维护社会公正――重建合法性基础的短期行动 在 20 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 gdp 年增长率维持在 8 ％左右。但是，即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 80 年代初期的 0.288 扩大到 90 年代中期的 0.388 ， 15 年间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 [14] 。世界银行指出，在如此之大的国家之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收入分配差距如此迅速地扩大，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有过的现象。与此同时，中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总数 / 人口总数 ) 也在大幅度下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约减少了 2 亿人。这三种趋势的协同并进构成了“中国奇迹”的基本内涵。尽管高收入群体收益较多，但由于贫困群体也受益匪浅，因而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那么在今后一个时期，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既定的政绩”对巩固合法性的贡献呢？答案是改进收入分配，即通过改进分配格局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来提高政府的合法性能力。 1 ?东亚经验 世界银行指出，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前，东亚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都极其迫切地需要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是由他们而不是由其他人来领导国家” [15] ？世界银行发现，“东亚领导们为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制订了分享增长的原则，允诺在经济增长后，社会各阶层均将受益。” [16] 但是，为了实现分享增长或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东亚的统治者们必须解决一系列复杂的协调问题，“首先，政府要说服经济界精英支持鼓励增长的政策。然后，要动员这些精英与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分享增长的成果。最后，为了争取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的合作，政府要使他们看到他们确实能从未来的增长中受益” [17] 。 世界银行强调指出，分享增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而要落实到明确和有效的机制与制度上。“为了赢得非精英阶层的支持， hpaes[18] 的领导人均采用了一些特定的机制以大幅度增加分享增长果实的机会。这些机制因经济而异，但一般包括：教育（所有 hpaes ）、土地改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支持中小型企业（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由政府提供诸如住房和公共医疗之类的基本生活服务（香港和新加坡）。几乎所有的 hpaes 均审慎而微妙地处理与劳工的关系，限制工会的权力，抑制劳工激进主义。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建立合作的环境以促进增长，而劳工则可从生产率的增长中受益。” [1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强调指出，“这些分享财富的措施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再分配方法不太相同。 hpaes 不是直接提供收入转移赠与或为特定的商品提供补贴（例如食品或燃料），而是建立合适的机制，增加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升的机会。其结果往往是，个人和家庭由于看到能获得这种机会并确信只要努力就会得到报偿，因此便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和储蓄”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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