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则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将继续存在。 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 1?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 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消退以后，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费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积压物资的日益增多，成了企业三角债清偿难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商品有所减少，但分析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因素：目前的库存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关，到1998年，中国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达21.3％，停产状态的企业达0.9％，比1997年的状况还要严重。 在商品库存增加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1年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由53.1％下降至47.5％，比起60％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目前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逐年下降。据权威部门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估计接近40％，较1997年下降了15.5个百分点。locALhoST消费偏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0.6亿元，1997年则升至46279.8亿元。城市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亿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亿元，1994～1998年则高达7700亿元。今年3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储蓄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商品需求不旺、失业现象严重、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从存款结构看，在当前的57814.7亿储蓄存款中，有一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左右为定期存款。在国家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和不断加大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预期1～2年内，20％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将较快地从储蓄存款中剥离出去；另有39％的存款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将提作他用。较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银行储蓄业务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得以消除与缓解，银行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萎缩冲击。也就是说，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攀升。 3?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在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攀升之间，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数据表明，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一直上升。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并非百姓持币观望，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中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40多倍；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更大。据调查，在农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还有80％的空白，除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接转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体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强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这种“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基础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过剩”。 中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90年代产业结构再呈趋同态势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就此问题发出警告，国家每年也颁布了投资已达饱和的行业名单。但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考核官员业绩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门与个人的利益驱动，这一警告基本上没能对地方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国的错误似乎总要重复出现两次以上。80年代中期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到目前这一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蔓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许多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都严重过剩。 从下表列出的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不少是各地支柱产业同构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生产能力的闲置，说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对资金的影响与控制，追求投资的最大化，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就出现了几个地方政府同时作出相同的投资决策，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热门”产业的出现，结果是用不着多久，热门产业变成了“夕阳产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外方直接投资，最常见的办法是给投资者以补贴，使得他们能在与原有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过去五年中，中国利用的外资达1860亿美元，其中相当比例是投资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中，如汽车、石化以及零售业。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局面说明我国的企业投资体制与改革前相比，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前的投资体制下，企业受到资源约束，即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约束，负责投资的官员们认为什么领域需要投资，资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应该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上述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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