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政策主张。 第一,“盐铁皆归于民”。 针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董仲舒根据“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首先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汉书?食货志上》）。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违背了“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提出“盐铁皆归于民”（《 汉书?食货志上》）的政策主张。 第二，“薄赋敛，省徭役”。 董仲舒认为，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使人民无法忍受，这是违背以“义”化民的伦理主张的，并且还会逼使老百姓做出背义、犯礼的行为。他称赞“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而汉继秦之后“循而未改”的制度是力役之征“三十倍于古”，各种征税“二十倍于古”（《 汉书?食货志上》）。他批评秦汉时期的苛政“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董仲舒传》）。 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不仅看到了繁重的赋税徭役给老百姓造成的贫困，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财政与生产活动之间此消彼长的密切关系，从而阐述了过重的赋役“夺民财“、“夺民时”、“夺民力”（《五行相胜》）而最后导致影响耕织之业的连锁反应过程。他阐发《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竹林》）。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五行顺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汉书?食货志上》）。 第三，“受禄之家”应该“食禄而已”。 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利用*特权和手中的经济实力，渗入工商业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买卖侵占土地，这在董仲舒看来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多少还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国家公利也是儒家“义”的一部分，只不过儒家伦理是反对从“与民争利”这种不义之途去获取国家利益罢了。因此国家的与民争利对义的损害不是那样严重。而封建官僚和诸侯王等则不然，这些人完全是从私欲出发而追求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赤裸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仁义礼的规范。 但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与民争利”势力，他们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对上怀着觊觎之心。董仲舒深知这股势力的厉害性，任何制裁他们的国家政策都是很难凑效的。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那些“受禄之家”，既已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要再“与民争利”，应该谨守等级，“食禄而已”（《董仲舒传》）。 第四，“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土地兼并一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汉中期已经很突出，兼并的势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土地兼并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即已开始出现，在《孟子》一书中就有“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的记载。孟轲的“恒产”论和“井地”方案，事实上也有针对土地兼并而发的一层意思。在孟轲的时代，距离业已被封建生产方式废除的“井田制”时期不远，因此他还寄希望于恢复这样的土地制度。针对“漫其经界”的情况，他提出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的政策主张。 到了董仲舒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虽然他对井田制怀着无限惋惜之情，但其实现已经根本不可能。因此尽管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没象孟轲那样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 汉书?食货志上》）。 董仲舒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张，没有具体措施，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寄希望于“难卒行“的井田制，可见还是想立足实际，可行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五、结语：试评董仲舒的限田论 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大胆揭露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第一个明确提出限田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董仲舒把“不与民争利”作为限田这一政策思想的道德准则，在客观上也起了保护人民利益的作用。董仲舒限田论最具积极意义的地方，就正是在于它的基础思想是“不与民争利”的伦理主张，这即是以一种带有经济主张的伦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人民的利益。 除此而外，从历史发展长河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应该说“限田论”则基本上是一种倒退的主张。 从生产关系方面讲，地主土地私有制总是一种比井田制要进步的土地制度。董仲舒以井田制为标准（除开其道德准则），来反对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兼并，这本身就是一种倒退了。这跟西汉末年王莽针对土地兼并问题，想用“王田制”来代替土地私有制的倒退行为实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前者是一种理论，而后者则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实践。 董仲舒说“除井田，民得买卖”，可见他清楚地知道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他要反对这一必然产物，就必然触及它的基础和土壤――土地私有制。由此可见，不管是董仲舒的“限田论”，或是后来的“均田论”，无论是以理论的形式出现，或是以政策的形式出现，作为封建的上层建筑，它与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相矛盾的。因此注定了这种理论和政策只能处在一种夹缝之间，既要限田，又要照顾兼并者的既得利益，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执行得了的。最后暂时地解决兼并问题的还是农民战争。董仲舒只提出限田思想，而无具体主张，这也反映了他的茫然心态。 从历史发展长河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不断的“限田”、“均田”思想和政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土地私有制是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如果说生产关系还有一定的活动余地，还能发挥一些作用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按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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