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２）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ａ、ｂ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２）。 表２ 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 {图}） （表中ｇ指经济增长率，ｐ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ａ国的，第二个数字是ｂ国的。） 从表２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１或表２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ｎ－１）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３）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ｎ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ｐ［，１］，ｐ［，２］，……，ｐ［，ｎ］，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ｃ。假定 （附图 {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ｓ［，１］，ｓ［，２］，……，ｓ［，ｎ］。若 （附图 {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 {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 {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 {图}）， ｓ［，ｉ］＜ｐ［，ｉ］，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 {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 {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 {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ｐ［，ｉ］―ｓ［，ｉ］≥０，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３．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ａ、ｂ、ｃ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ａ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ｂ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ｃ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３）。 表３ 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 降低资本密 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 集产品关税 尖产品关税 ａ国 ３ ２ １ ｂ国 ２ １ ３ ｃ国 １ ３ ２ 从表３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ａ国和ｂ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ａ国和ｃ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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