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石，其作用和意义毋庸置疑。然而，如果我们从货币的诞生、使用和发展这一个大的范围来看，就可以发现货币带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经济人类学最独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研究视角——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所以，经济人类学对货币的看法和研究，或许会给我们观察现代经济带来某些启迪。
关键词：货币；价值；经济人类学

这里所费力阐述的思想应当是非常简单和显而易见的。困难并不在于提出新的思想，而在于摆脱旧的思想束缚，对于绝大多数跟我们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普通人而言，那些旧思想却是遍及我们头脑中的各个角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一、货币的产生及其演变

经济人类学在看待和分析历史上交换现象的产生及其变化时，注意到了其他的一些方面。早期的人类学家们在田野考察中就发现，西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地区的特罗布里恩岛的“库拉”交易圈中的交换手段——红色贝壳项链“索拉瓦”和白色贝壳手镯“母瓦利”的“特殊”交易形式。著名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在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指出：“索拉瓦”和“母瓦利”在其本身并无直接经济有用性，却拥有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定和稳定的非经济的社会含义；而与此并存的“财富标志”，也是用“希罕并难于获得的”材料并花费“大量时间和劳动”来制作的，并且是在他这个西方人看来是“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仪式使用的斧身”[1]。
换言之，如果完全不从“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的话，那么很多其他文化状态下的经济行为，其实是与其社会的制度性因素和传统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经济行为不仅有着“经济”目的，更有着族群关系、道德风俗、宗教礼仪等方面的诉求。LocAlhosT因此，在马凌诺夫斯基看来，红色贝壳项链“索拉瓦”和白色贝壳手镯“母瓦利”的交换现象的本质就很能说明问题。即，其他文化状态下的经济行为与西方文化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是不可能用西方经济理论去阐述与分析。
粟本慎一郎在其《经济人类学》中总结到：人类学的诸多资料都表明，“被‘无文化’民族用作货币的物体中很少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大多是给展示它们的人带来声望。”同样也可以看到的是，“黄金和银根本不是必要的使用对象，所以它们也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明确地表示：“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的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因此在“w—g—w”过程中，与货币不断换位的商品相继退出流通，而货币同一个又一个商品的位置变换使其始终驻留在过程之中。由于“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由于“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所以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货币作为剩余使用价值的特点，隐含着以前我们不是很了解的其他方面的丰富内涵。
所以，黄金、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通过以上的观点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实，黄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不在于其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是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黄金和银的本质就可能是其绝对毫无价值，因为关键是，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看，事实上，以合理用途和真正的人类需要来衡量，现代经济中的黄金、银和古代经济中的贝壳、狗牙或羽毛束在实质上毫无区别，南太平洋雅普岛的那些“即使在海下也继续象征着价值的巨大石盘与欧洲诺克斯堡地下的黄金也并无不同。”[1]
现代国际通货理论的权威波尔·爱因齐格曾为了弄清包括“金问题”在内的现代通货问题的本质，以数年时间完成了《原始的货币——从民族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书，受到了经济人类学者的高度评价。研究古代经济的权威海希尔海姆指出：在古代近东地区附加于金银之上的价值，本质上具有巫术——宗教的性质；经济学家约翰·洛克对这一现象的表述是“人类同意给金银赋予一种想象的价值”。著名经济学家、有效需求理论的鼻祖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充分承认：现代经济附加在金银之上的想象的价值，完全是从宗教领域中衍生出来的。他曾写到“古老埃及祭司的巧计使这种黄色的金属充满了其有魔力的特性，这至今也没有全部丧失。”
这就给我们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对黄金的崇拜就成为欧罗巴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特征延续下来的结果，就是只要历史上有欧洲人参与的交易中，他们对黄金的疯狂追逐和极端贪婪就会表现得非常强烈，甚至令人憎恶，这是其他民族所无法理解的。

二、货币的实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其实，只要理解到货币所具有的一种接近又超越社会物质财富的、真正具有的物质或商品这种社会存在的本质，就能清晰地了解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这句名言。事实上，前半句道出了这种存在与表现的关系本质，而后者简洁地告诉我们，正如经济人类学已经不客气地指出：完全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观念反映和陈述。
经济人类学在进一步解释了黄金和银的“无用性”或“无价值性”之后，那么就能清楚地看到，当人类把货币的贮藏手段功能定位在黄金和银上时，贮藏的实质并非金银的“实物性”或其自身的“物质有用性”，而是人类社会赋予它的一种“权力关系”的价值。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一旦另外的社会关系成立，用于货币贮藏手段的“实物”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更。本质上，现代社会中的贮金与古代社会中的贮贝，甚至与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对纸币这种被社会学家克纳普和人类学家韦伯称之为“官许凭证”的保有，实在是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唯一的不同仅仅反映了“权力赋予”的社会情境的变化。
事实上，经济人类学一再论证了货币表现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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