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粮食调运和粮食返销
1959年农业大减产，从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便有相当普遍地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有些地区发生饿死人的惨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受到严重挫伤，导致粮食的进一步减产。
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粮食危机，只能使用国家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周恩来和国家领导人在1960年第三季度，根据粮食部门计算，要从有关省区调运60.3亿斤粮食，去保证京、津、沪、辽出口的需要。为什么必须调出这么多粮食呢？据粮食部门分析：第一，京津沪辽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预计销售42.53亿斤，9月末比6月末需要补充周转粮库存2.37亿斤，共计4.49亿斤多，其余37亿斤必须依靠外省调入。第二，供应出口的粮食至少需要12.5亿斤。第三，青海、西藏需要调入1亿斤，省与省之间的季节调剂和品种调剂需要9.8亿斤，共计10.8亿斤。这样大的调拨数字是历年所没有的，再加上当时全国可供粮食周转的库存十分紧张，只有300亿斤，是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一年[5]。以上只是1960年第三季度的粮食调拨情况，其他三个季度的调拨情况就不用说，调拨工作出现的困难之多。
（3）调整农业政策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滑坡局面，1961年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由于农业上的问题最先暴露出来，调整农业便成为1961年上半年党的中心工作。首先，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正如陈云所说：“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10]右倾的影响下，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刮起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化出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时出现“一平二调”的错误在分配问题上出现集体积累过多。社员增收过少等问题，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使中共中央必须制定措施解决问题。

1960年秋天，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这是调整农业政策以战胜经济困难的开端[5]。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在调整农村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上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共产风”。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紧急指示信》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对扭转当时的农村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粮食问题。3月29日，周恩来在会议上介绍了粮食的现状。1960年7月至1961年6月的粮食年度，全国的收购计划为840亿斤，到1961年3月，只收购了744亿斤，相差的100亿斤靠麦收。在今后的两个季度，即二、三季度存在80亿斤的粮食缺额[5]。
周恩来提出“三包三定”，即包产、包购、包销，定产、定购、定销。具体办法是：（1）包产以后，超产部分可以全部归大队，但要允许国家买。周恩来说：“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不仅中央有困难，而且地方有困难。在一般地区我们提出四句话：多产多吃多购；少产少吃照购；灾荒少吃少购；重灾可以由社、县、地、市、省调剂，实行救济免购。有了这四条战线，才能争取超产。”[5]（2）在目前灾荒基础上进行的包产，一般不能“三年不变”，只能一年一变。当然，个别生产稳定，历年丰产的地区，可以考虑几年不变，但是只是个别的，由地方上控制。（3）地方在“三定”之后，出现灾害，由县、地管小灾，地、省管中灾，省和大区管大灾。中共管两种特大灾荒，一是管三个省到四个省的特大灾荒，二是如果超过三四个省，就要开会，实行“大平调”。“平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过去刮“共产风”是不对的，但是遇到自然灾害以东补西，以丰补歉，东调西调，南调北调，也是不得已，并不是愿意这样做。周恩来强调说：“三定三包”政策“一定要贯彻，否则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稳定农民情绪，增收农业生产。”
（4）提倡节约
为了同严重的灾荒做斗争，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低标准、瓜菜代，每月20斤粮食。毛泽东曾有一句话：“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11]这句话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毛泽东带头，中共中央整个领导层都降低了供给标准。在困难的日子里，周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在家里很少吃肉。有一次他听到河北省反映口粮中的红薯干的比例大，就带头吃薯干和其他杂粮[5]。
为了渡过难关，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时，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特色的“粮食食用增量法”，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这样就以上海市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至此，全国各地纷纷开展节粮运动。
2.组织社员生产自救
全国粮食产量逐渐下降，村民口粮严重不足，社员生产自救也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程度，食堂里的师傅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采摘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大一些。于是，农民们也效仿，解决了一些吃饭的问题。同时，人们还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出来后，和在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就可以吃。这都是在困难时期人们为了吃饱饭想出来的办法。
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传统人们用野菜、草皮、树叶、蚯蚓，各种作物枝茎及各种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等代食品救灾。

三、渡灾的效果及经验教训

1.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农业政策宏观效果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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