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缓解当时存在严重的缺粮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农业的政策。《紧急指示信》是针对农村纠正“共产风”而制定的，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对扭转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共中央针对粮食问题提出了“三包三定”的政策，解决了经济困难形势下缺粮的情况，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摆脱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关键作用。到1962年底，粮食总产量达到3000亿，比上一年增产250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持续下降的状况。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正确，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
2.代食品解决粮食问题效果不佳。在大饥荒中，面对缺粮的问题，开展了代食品运动。农村主要是采集农作物的秆、叶、皮及野生植物；城市主要是小球藻和合成类代食品。但是由于饥饿，各地出现了误食代食品，导致了许多人营养不良或中毒而死亡。
3.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1959—1961年各省的粮食返销量高于常年，说明省级政府积极救荒，大部分死亡率高的省份其返销粮在加大。同时，由于“大购大销”造成时间差和政府库存的有限，并且当时的购销体制本身不能对粮食的供求情况作出反应，使得某些地区调入调出频繁，这样政府救济执行成本过高。
4.反瞒产私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为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广东省出现了瞒产私分的现象。但被干部发现后，领导认为广东省粮食大丰收，开始反瞒产私分。反瞒产私分与上百万农民被饿死同步发生。如四川省原有人口7000万，三年大饥荒中，竟有近1000万人被饿死。其原因是当时四川省领导人奉行“左”倾路线，开展了一场“反瞒产私分”运动，从全省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在反瞒产私分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使粮食征购数高达近50%。四川省主要领导人竟号召“调出粮食，支援全国”，导致全省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12]因此，探讨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进行经济建设，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大跃进运动脱离国民经济的客观规律，主观上制定工农业生产的指标，不断地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抓所谓的阶级斗争，大搞群众运动，以实现不可能达到的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大跃进强调主观能动性作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急地改变生产关系，必然对生产力的破坏。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坚持决策民主化和方针，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但速度快且效益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的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损失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困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规律对我们的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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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penny cairned 1959-1961 the big famine of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ublishing press,199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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