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而占gdp的65%、占新增就业岗位80%、占税收总额56%的民营经济(见《民(私)营经济内参》2009年8月28日)，已占半壁河山，难道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就不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这是不顾事实的一种偏见，意识形态在作怪，在理论上是对民营经济的一种歧视。
这一国民经济结构的八卦图，两者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官营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就不会有民营经济的存在，只有官退才有民进。因此官营经济的定位，就决定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企业，与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一样，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有的已是股份制，甚至还有外国股份。原来国有企业的工资，全国是统一的，差距很小，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企业无有自主分配权。企业的利润全部是国家的，企业无有支配权。政企分开后，企业是自治法人，具有分配的自主权，利润不再全部上交国家，可以自主分配，才会出现垄断行业的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55倍，高职者年薪几百万，甚至数千万，但企业亏损是国家的，不影响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做大国企业，实际上是加强既得利益的垄断企业，排挤民营企业。
这些垄断企业的领导者也发生变化，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位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LOCAlHosT上海10家大地产商有9家是高干子弟是老板，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2家为外企外，13家均为高干子弟。江苏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承包商，清一色干部子弟操控。这么多的高干亲属控制这些优势企业，难免引起人们质疑，他们都是经营里手吗？中国的亿万富翁，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2 900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2万亿，这与操纵垄断行业有直接关系，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组成者，已经不是原来的国有企业(见《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
可是有些人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以捍卫科学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名，实际上维护的是权贵阶层的利益，为他们进行辩护，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这一既得利益集团还包括党政机构高度膨胀，用了近1/4的财政总收入，供养这一高消费阶层。我国公务员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间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1/4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100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美国约17倍，日本的28倍(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全国地厅级以上党政干部的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口收入的8～25倍，是工农的25～85倍，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其中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强制民营企业家行赌。
另一个副产品是黑恶势力，是由贪官、不法商人、黑社会三股势力组成，他们是官、商、匪，由权、财、势的结合，贪官是他们的保护伞，不法商人有钱可使鬼推磨，黑社会是这一黑恶势力的打手，这是新的三座大山，他们势力很大，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无法无天，压榨百姓，无人敢惹。如最近重庆严打黑恶势力，对贪官的双规，使不法民营企业家(其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落马，一些黑社会的头目(有的还戴着红帽子)被法办。这种黑势力在全国大中城市、具有普遍性，重庆的揭发只是冰山的一角，其他城市有无魄力进行揭发打击，全国人们正拭目以待。目前打击黑恶势力对发展民营经济很有必要。重庆大渝网目前调查，有1/4网友讲：“做生意时不再担心黑恶势力来骚扰。”但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铲除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这才是治本。彻底解决黑恶势力，对民营经济发展是大有益处。
这两个副产品相互作用，也有内在因果联系。它们产生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风，损害了市场经济形象，阻碍了改革开放，增加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安定，使人们对党、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其危害无穷。在这种环境下，民营经济是无法正常发展。然而我国的实践证明，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振兴；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富国强；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很难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构建和谐社会。而目前不少民营企业家把资本从生产领域抽出投向股市、住宅，有的甚至转移到境外。最近内地不少人在香港购买高级住宅，引起香港很大反响，其中不少人是民营企业家。如果民营企业家把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不使其增值，而采取保值或他用，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不能掉以轻心，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这些弊端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改革使经济放开，而政治改革滞后，必然会产生腐败，如不赶快纠正，有葬送改革开放成果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是属于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赶快将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1986年6月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上海陈良宇的问题揭发后，人们拍手称快。但人们叹息道：“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难。” 这表明只用党组织来监督很难收到成效，只有发扬民主，进行社会监督，才能做到反腐倡廉；只有摆脱斯大林的理念束缚，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进前进，取消垄断、取消特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环境，这应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