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提高能源效率。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国有、非国有之分，而在于一个地区优越的制度环境。事实上，很多规模较小的非国有企业由于资本、资金匮乏，技术设备以及技术改造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其能源利用效率也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这一点和董利(2008)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以猜想：在考虑资本、劳动投入的同时，如果考虑能源投入品的产出效率，国有经济成分并不一定无效。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5、政府影响力一以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表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政府干预力由西向东依次减弱，即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大，能源利用效率越低。政府干预在能源领域的主要表现是能源价格，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一是产出效应，二是替代效应。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二者都会使能源强度下降。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虽然我国政府对能源问题的改革已初见成效，但能源市场体系仍不健全，能源价格无法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经济增长以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成本为代价，能源浪费现象严重，产出效应和替代效应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尤其在能源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三大地区能源强度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1995年以来能耗强度最高的五个省区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贵州、山西、青海、甘肃，万元gdp能耗均超过5t标准煤。LoCALHOsT能耗强度最低的五个省区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分别是广东、福建、海南、浙江、江苏，万元gdp能耗在2t标准煤以下。三大地区能耗强度由西向东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2)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因素都对东部地区降低能源强度起积极的作用。(2)对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降低起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制度因素。(3)政府干预对三个地区降低能耗强度起反向作用，而工业化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影响方向、程度都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要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除了积极发展本地区经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模式。我国各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应该从过去主要以资源耗费为代价的粗放型向主要以技术支持的集约型转变。针对不同产业能源消耗及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大小，合理安排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中、西部地区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优化升级，将会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2)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尽量减少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目前，虽然我国在能源市场改革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电力、天然气价格仍以政府定价为主，石油价格虽已和国际市场接轨，但定价机制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煤炭价格政府管制虽然较少，但受电力市场影响较大，通过深化能源市场改革，打破地区分割界限，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则会使能源资源配置达到最优。(3)目前，东部地区由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利用成本的降低，特别是技术进步的取代作用，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地位正在逐步丧失。中、西部地区应该借鉴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努力提高能源利用和转化效率，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对中、西部地区积极宣传和传授东部先进的节能方法和管理经验，促进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向中西部地区输出，这不仅有利于区域之间的协作发展，也会为实现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节能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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