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元大幅度贬值、国际石油价格飞涨、全球粮食危机，所有这一切都是“虚拟资本”为始作俑者或与“虚拟资本”有关，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或偏离。
所谓“虚拟资本”是指：“不具备传统资本的实物形态，而事实上却可以决定未来收入流的具有资本特性的东西”。最近十年，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生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相互作用和波动，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成思危先生和刘骏民教授对“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问题作了研究，此后中国一批非主流经济学者对“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地阐述和探讨。关于“虚拟经济”，刘骏民教授具体地指出：“如果将虚拟经济的研究范畴界定在‘市场经济中，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以内在的波动性为特征的价格体系的’话，它不但包括金融，还要包括房地产、无形资产、某些高技术产品和信息产品以及其它可能长期或短期进入这种特殊运行方式的有形产品和劳务”。
从经济哲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问题的研究似乎正指向同一方向，朝着与中国古代先哲们“道”哲学所持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方向发展变化。事实上，当代新经济浪潮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促使经济学界为新的经济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对它的未来作出可靠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预测。谈敏、盛洪、贾根良等学者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感悟并探索了现代经济学的“根”与中国古代“道”的哲学关联。lOCAlhOst
谈敏教授在1990年《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一文中指出：“17、18世纪，同近代经济学独立形成一门科学的发展时期相伴随，在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历史，持续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们首先注意到在当时的独特历史条件下，孕育并产生了以崇尚中国文化著称的法国重农学派。其学派领袖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的传世之作《中国的专制制度》，标志着“中国典范的影响达到了它的顶点”。
谈敏教授证实：重农学派提出“自然秩序”思想，与他们所掌握的中国古代学说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出了这一思想同西方传统自然法观念之间的继承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那一时期“欧洲学者均倾心中国文化，把古希腊的文化扔在一边”。另一方面尤以重农学派在大量输入的中国文化的冲击下，对欧洲传统文化采取了批评态度，如魁奈宣扬孔子的《论语》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他的门徒指责“希腊各共和国从来不了解秩序的规律”等等，就是这一学派的典型论调。魁奈是那一时期西方众多的《易经》崇拜者之一。他宣扬中国学者“最为尊重”这部变易之书，其作者伏羲是“学问良好的统治之父”。魁奈推祟《易经》首先在于它揭示了“统治国家的极其重要的奥秘”。
魁奈《经济表》的思想也被认为起源于《易经》。在考察魁奈《经济表》的思想起源之“谜”时，谈敏教授指出：与魁奈同时代的学者克莱尔认为，“直至十年前(也就是1759年)，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才被欧洲所发现，并在法国产生了‘应用这一原则的天才’即《经济表》的作者魁奈”；另外，当时重农学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将《经济表》比作《易经》六十四卦。支持者称赞“此表能以寥寥数字将经济原理解析明白，犹之伏羲六十四卦能将哲学要义解析明白”。反对者亦将《经济表》与《易经》卦图并列刊出，显示这个表如同“以六十四卦构成的《易经》用线条连结以表示每一个因素的变化”，但批评“它们两个都非常难于理解”。另外一些现代学者也肯定魁奈的经济表“是从《易经》和伏羲六十四卦得到启发”。于此可见，魁奈的《经济表》中特别为后代经济学家所称道的那些重要贡献，如执简驭繁原则、宏观或总体分析方法、均衡理论、对整个经济生活的有机体系的描述等等，均可在他视若神圣的《易经》里找到它们的类似思想要素。《易经》讲求“易简”即以简驭繁，掌握事物变化的统一规律以驾驭各种复杂现象，这恐怕就是魁奈理解《易经》“奥秘”之所在。
盛洪教授也认为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这两种文化在现代经济学的孕育过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的沟通，是有案可稽的。他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一文中指出：原来斯密所“发现”的原理，在二千多年前已经被中国的先哲们用另一种语言更为简洁和优美地表达过。“兼相爱，交相利”，可以被看作是“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另一种阐述；“无为而无不为”显然有着比“看不见的手”更为宽泛和深远的内涵；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追随可以反映在下面的话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盛洪教授认为：斯密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崇尚中国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通过魁奈以及重农学派，一方面是他直接感受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指出：1763年和1764年，大卫·休莫和亚当·斯密曾在巴黎或凡尔赛拜访过魁奈。不仅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斯密。在《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里克谈到，“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可能会影响到诸如朱德温这样的欧洲人，就象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盛洪教授指出：长期以来，这些历史事实一直没有离开专家的书斋而成为大众的常识，甚至没有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相反，流行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契约性的商业社会。更少有人知道，中国很早就奉行过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盛洪教授批判这一现象时指出：“由于对中国文化和经济史缺乏了解，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包括我自己)对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欣赏有嘉，并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无用和‘全盘西化’的必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贾根良教授认为：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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