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建立了一种长期稳定的耦合关系，即银企之间是一种关系型契约。企业在融资中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非常高，而资本市场则被忽视。
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股票市场不发达，目前股票融资在企业外部资金所占份额不到10％。在这一融资制度下，金融管制较强，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政府管制对融资制度的推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银企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融资制度充分反映了我国融资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的不够。这种关系型契约可以看作是债权者和公司管理者之间的一种保证长期、互利的交换机制。这种融资制度特别强调“关系”的价值，从而能保证信贷资金投向于企业的长期性，通过长期契约关系和组织内部收集信息，节约资金信息成本与资金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非对称性问题，弥补了发育不完全的市场制度。
从内容上看，这种融资制度模式包含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的部分，即银行与企业订立关系型融资契约；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督的特殊关系；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一整套管制措施，如市场准入管制、存款担保管制、利率管制以及一级市场融资的限制等。
按照企业”一体化的关系。一方面是我国的银行与大型企业集团普遍享受政府的隐性担保，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对自身行为负全责，企业一旦出现经营困难，政府会同银行一起为企业提供融资；另一方面是政府干预银行的经营决策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失去监督贷款有效运作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给经济增长造成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一是向扶持企业提供优惠贷款，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政府不但影响信贷的产业流向和信贷规模，而且控制了信贷资金的价格(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结构和种类。loCAlhoSt但政府作为贷款发放的决策者，又不可能拥有充分信息对每一笔贷款进行审查和监督，信息和决策的不对称使得贷款蕴含巨大风险。结果是市场机制扭曲，银行信用关系扭曲，资金得不到合理配置，不能将有限的资源高效率分配出去，反而将巨额的信贷资金给政府用于扶持的重点产业。政府不仅滥用了国民储蓄，而且提供了企业效率低下的保护伞，这直接导致了资金配置的边际效率递减。
二是政府隐性担保造成银行与企业过于紧密的耦合关系。
政府监控的关系型融资制度下的耦合过于紧密的银企关系，产生了裙带关系，导致了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低效率。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利用优惠贷款或政府信贷支持战略性产业或出口行业。产业的支持政策使我国商业银行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政府干预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直接信贷的补贴利息。其间接成本体现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积累和运转困难。”
三是关系型融资制度容易造成融资过度。信贷质量低下。
在政府保护下的银行和企业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不仅因预算软约束，而且缺乏监督和归还压力。造成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借款人，对于银行这种宽松条件的贷款总是存在一种“需求饥渴”症状，这必然产生信贷扩张。即使企业经营困难，但由于企业规模庞大在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力强，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也难以让其破产，反而要设法去解救，同银行一起继续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造成企业盲目扩张生产。其结果导致企业低效率、亏损增加和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尽管近几年监管当局方面采取了降低不良资产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尤其是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情况更为突出。截止2002年底，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总和仍占总资产的25．4％。
在这种融资制度下，尽管信贷质量低下，但银行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和贷款刚性的考虑，会被迫去救助财务困难或应该清盘的企业，一般不会让企业破产。唯一的办法是让企业债务不断地“滚动”下去。这样，一旦出现特殊情况，或者由于突发性恐慌，企业财务危机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考察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现实，单从2003年8月上旬央行公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看，似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比较高的，但若考虑去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持续低迷、股市对储蓄分流的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进出口增加和利用外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贷款增长的结构主要集中在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住房和汽车等长期贷款的因素，表明在贷款快速增长的结构上的确隐含着一定的金融风险，甚至有的部门、有的行业或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局部的经济“过热”苗头，但总体上可以判断我国宏观经济上并未出现“过热”。理由是：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即贷款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两者差额由2002年第二季度的4．2％上升为2003年第二季度的14．7％。这说明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充分反映出贷款大幅推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整体上呈现一种粗放式特征，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资金投入的增加来拉动，而综合要素增长率的贡献十分有限，整体不到三分之一，资金生产率一直偏低。所以，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在宏观上，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强调“预调”和“微调”；在微观上，必须进行现行的融资制度创新，继续朝市场化方向改革，改变我国的信贷资金增长格局与经济增长格局非相称的局面，将信贷资金导向社会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中去，努力缩小潜在经济增长与现实经济增长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