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毫无疑问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大部分企业不愿意放弃从劳动力的低价上获得的稳定收入，“冒险”投资进行研发创新。这种市场机制下的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至少对于中国是非常不利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人和创新能力提高。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出于自身政绩考虑，往往选择短期利益即盲目扩大投资，造成的结果是各地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进反退。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部分出口企业做的是表面赚钱实际赔钱的生意，其利润中扣除政府给予的电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可能变成负的，这样的企业何谈创新。而他们的生存基础是什么，不是市场，是各地方政府在不合理的政绩观支配下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率而刻意为之，这种增长显然有违我们的初衷。
2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研究，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是否必要。“大量事实证明，中国所获得的直接开放收益相对低于跨国公司，甚至还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环境成本。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廉价劳动力，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依靠的是先进技术、创新产品。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以及解决就业的巨大压力和实现增长的强烈需求，中国在要素合作(国际分工)中处于合资谈判和价格决定的弱势地位。”(张幼文)招商引资现在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工作成绩的重要方面，产生一种非常盲目的心态，很多地方给予外资的优惠是很不合理的，这是对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一种不公正对待和压制。LocALhOSt实际上应该受到保护的恰恰是成长中的中国民营企业，然而由于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使得很多不合理的政策出台。大多数研究者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如孙俊，2002)，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政策优惠一直是吸引fdi的重要动力，而且政策的效应并没有随时间而减弱。因此，各地区展开了吸引外资的竞争。为了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设立开发区、减免税、无偿提供土地使用、低价转让国有资产权益等手段，将国家的外资优惠政策用到了极限。这些政策刺激是否必要以及不利影响有待实证。itauf’ler和wooton(1999)的研究认为，各国提出的竞争外资的优惠政策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纯粹是资源浪费。对此观点笔者持肯定态度。外商投资也是按照市场规律来的，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符合这一条件，外资进人是自然的事情。而政府出于对辣期利益的急切或者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得我们无偿出让了大量本该获得的利益。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没有充分注意对民企的保护，使得市场在高端产品上被外国垄断，国内品牌却始终无法成长。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盲目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除了对短期的经济增长似乎是有利的以外，这造成了两方面不良后果。一是很多企业由于过度竞争而微利经营，发展能力受限。二是国内居民收人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幅度不成比例，内需不足。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内需不足将加大对出口的依赖，出口依赖加强又要导致更严重的恶性竞争，进一步恶化企业生存条件，阻碍产业升级。危机发生之后，我们也已经开始强调企业的创新，产业结构的升级。笔者认为要做到上述工作首先需要我们敢于放弃表面文章，敢于放弃部分短期利益。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保证短期的经济增长恐怕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这将导致我国企业国际竞争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破除了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制度束缚之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应该成为市场自身的行为，政府的工作应该转变到培育具有比较优势潜力的部门，而不是片面强调数据，造成很多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是现在的增长需要后来买单的情况。在我国的生产能力己经建立并且过剩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集中在如何改善国内外市场环境，从过度的投资偏好中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