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或个人为另一家企业或个人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受制于人”了，就不得不接受别人违约的风险。风险的大小取决于“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而“被投资方”的诚信程度又取决于“投资方”对其信用信息把握的程度，因为“投资方”是根据所掌握的信用信息来筛选“被投资方”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筛选条件。所以，如果在一个经济社会中，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有效的信用选择机制，那么“扼制”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专用性投资就会变成不可追复的“沉淀成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述“扼制”问题可以理解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一次性的非合作博弈过程，局中人对于所有其他对手的信誉品质、策略空间以及支付函数没有充分准确的知识，虽然通过种种协议方式达成了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但当博弈展开时，某些局中人为达到个体支付函数的最大化，则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动策略，而且由于博弈的一次性，受“扼制”的一方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它的“沉淀成本”就发生了，可见建立在这种协议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相当脆弱的。
可能这种一次性的博弈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多见，普遍存在的则是多次发生的重复博弈过程。根据弗里德曼一无名氏定理，我们知道，在理想化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只要贴现因子充分地接近于1，那么就存在一个子博弈完美的纳什均衡，使得参与博弈的局中人均选择合作的行动，从而实现博弈各方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然而，无限次重复博弈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模型，而对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有限次(n次)重复博弈，在整个博弈过程结束的前一次(第n一1次)子博弈中，违约行为仍有可能发生。LOCALhoST显然，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违约分摊到每一次子博弈中的成本就越小。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增加博弈重复的次数，或使参加各方感到交易结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延长重复博弈的时间链条，固然可以降低局中人的失信成本。
另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经济主体违约的可能性。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经营环境的改变使得经营者随时可能改变决策变量，在违背原来达成的协议的同时，将这种不确定性传递给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从而引发社会信用缺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诚信的文化维度
信用归根结底是属于经济范畴，代表一种跨时期的交换关系，而信任则是从这种交换关系中抽象出来，并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品质。就是说，信任产生于人们的经济交往，本身不是人性善恶带来的结果，而是人的“社会性”在交易方式中的体现，并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所谓“仓糜实而知礼节”;同时，信任也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道德关系的深刻影响。
社会群体可以借助三种力量来形成，即私利、契约和信任。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群体的形成可以解释为个体之间自愿契约的结果，这些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后得出从长远的观点看，合作对他们有益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信任是可有可无的:文明的私利和立法机制如契约可以弥补信任的空缺，以私利为基础的群体可以随时组成，而且群体的形成与文化无关。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欧洲，商务以逻辑为纽带;在美国，商务以法律为纽带;在企业和个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是有别于其他具有自然属性资源的一种特殊的资源，是经济资源组织、开发利用的手段。今天，资本逐渐不以土地、工厂、工具和机器来体现，而越来越表现在人类的知识和技能上，在这个前提下，人力资本的概念开始广泛地被经济学家所理解、运用。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coleman)认为，除了知识和技能外，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部分是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科尔曼称之为社会资本，它不仅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对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在这里，人们互相联系的能力又取决于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程度的高低，以及社团能否将个人利益融进群体利益。于是，从这些共享的价值中便产生了信任。可见，科尔曼把诚信符合逻辑地融人了社会资本的范畴，而且认为它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
本文认为，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合作意味着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扩展，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和，它不但有利于减少利益分割甚或冲突状态下的外部性行为，减轻资源浪费，而且可以提高经济群体的凝聚力，为增加社会整体的福利提供直接的动力。所以说，“一个公司的信誉一旦建立，就成为一件价值很高的资产，它不能被机会主义政策所破坏。……个人信任和公司的信誉—长期以来它们被看作是‘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效率可能是决定性的(埃瑞克·g"菲吕博顿，谢识予(2000)教授曾提出了以内在动因为核心的“经济内能增长原理”，其所谓的“经济内能”，就是由人们经济努力的水平和种类结构反映的，人们经济努力主观愿望的平均强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决定根本特征的因素。而且，积极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收人分配的公平性、教育发展等都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护经济内能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采取能够促进这些方面积极变化和发展的经济政策。这样看来，社会诚信是“经济内能”题中应有之义，社会诚信的增进与“经济内能”的提高具有高度一致的一面，因为从经济增长的意义上说，“经济内能”无非就是集体理性在经济资源组织、利用水平上的一种量度。
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我们可以从政治口号和经济纲领中发现集体理性的具体化身，在今天，集体理性就是个体之间诚信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然而，透过当今市场经济的萦华景象，我们应当看到，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世俗化过程，不仅把个人从传统归属纽带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自主行为者，而且以反禁欲的方式，将功利谋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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