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制度的公司制，移植到了中国就变成了“淮北之积”，这与社会制度相关，“欧美商业公司，其制度之美备，殆无异于民主，此自以生于立宪民主国，取则不远之故。专制君主之民，本无平等观念，故公司之制，中国亘古无之。.,f51因此，他把对经济自由的寻求落实到制度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这种关系应当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6]当然，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涵来说，严复的见解还远远谈不上深刻，但已折射出一种不可多得的现代的气息。
在严复的时代，中国处在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之下。当时的社会性质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
的“乡土社会”。虽然在封建主义和外国列强的夹缝中，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处在封建政权的绝对控制之下，依旧“商之视官，政猛于虎‑[s]。因此，商业阶层的出现距离中国社会基本模式的改变相距甚远。相对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严复的经济自由思想显得“曲高和寡”，缺乏走向实践的契合点。他呕心沥血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于1902年全文出版后也同样是“水土不服”，虽不至于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但其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提供理论资源的能量的确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严复是百年之前的一位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者。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衡量，他的经济思想
在今天看来显得浅陋而粗糙，但作为开拓中国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先驱，他的思想是颇具价值
的。相对于严复以前的思想者，有论者认为:在严复以前，一些进步人士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是以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武器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严复是最深刻的一人。lOcAlhoSt.,[9]相对于严复以后的思想者，有论者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当中，“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zo]这些评论足以说明，严复的思想价值是可贵的。严复的这些观念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改铸亦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