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演2010年,我国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LocalHoST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企业在清洁发展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环境资源（以碳排放权为代表）交易， 大力发展环境金融或碳金融。[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