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乡统筹关键在于破除企业都是从上海转移过来，很多上海的技术工人都在周边地区有蹲点企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连绵区之所以能够实现大片区域的城乡联动发展，其微观解释理由很大程度上在于各类产业依据技术价值距离衰减规律在空间上连续蔓延地分布。事实上，根据对江、浙两省共118个县级（包括县级市）行政区人均gdp水平与距离上海的陆路交通距离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了这种技术价值的距离衰减规律：与上海的距离每增加100公里，县域资本的产出弹性增加0.061，离上海越远，资本的产出弹性越大，反映了边远地区资本的稀缺性；与上海的距离每增加100公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降低0.085，离上海越远，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越小，反映了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低效率。
由此我们可以假定一种依据中心城市技术价值高度所决定的产业空间分工协作范围。图一横轴代表空间分离情况，在产业跳跃布局模式中这里泛指空间距离（无具体空间尺度），而在本研究所关注的产业空间蔓延布局模式中则更倾向于特指经济距离或时间距离而不是地理距离；纵轴代表技术的高度和价值的高度，这里认为只有市场应用价值的技术才是有用的技术，所以本研究通过左右纵轴来表明本研究考量的技术高度不在于其学术或研究的高度，而在于其市场表现的优劣程度即技术价值高度。
地区中心城市所占据全球技术价值的高度直接决定着产业在空间的分工圈层。例如上海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范围已经从2小时车程向3小时车程扩散，即以上海为中心依据图中技术价值高度递减规律形成了超过2小时车程的有效产业分工协作、城乡联动的空间价值等级分工区域。LOCaLHOsT如果以车程多少为衡量技术价值高度的指标，那么上海已经介于2~3之间。而根据《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来看，相对落后的直辖市重庆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要围绕一小时经济圈展开建设，那么重庆按上述指标其技术价值高度只能小于1了。而与此相对应，日本丰田汽车城则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5小时车程的分工体系，其推动的是5小时车程范围内的联动发展和共同富裕。此外，依据产业劳动生产率测度的产业结构高度或工业化高度指数也可以发现国内各省市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工业化高度大于1（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该指数基本都大于10），处于第一阶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高度在0.5和1之间，处于第二阶梯；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高度则在0和0.5之间，处于第三阶梯。
如此可以发现，城乡统筹发展离不开城乡紧密合作的中间产品、服务的内部分工体系，而且这种空间价值等级分工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心城市技术价值高度。
三、城乡统筹的产业空间蔓延机制：技术价值空间连续的垂直分离

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打破目前城乡二元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体系，而要建立城乡紧密地产业内部中间产品和服务分工体系。技术价值高度决定垂直分离的空间广度（车程范围），但只有那些有利于产业空间垂直分离的技术才会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例如，虽然上海和北京、天津工业化高度都大于1，处于国内第一阶梯，但是京津地区与长江三角洲之间最明显的经济景观差异则在于无论是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还是北京、天津都市圈都没有形成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那种大地域分工协作下城乡共同富裕、联动发展的基本经济格局。
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很多技术适合产业的空间垂直分离，而不是空间的纵向一体化，这样依据技术价值递减规律在以上海为中心的2~3小时车程的纵深地域内形成了产业不同价值分工环节空间垂直分离和各自集聚的现象，如此也就形成了长江三角洲产业“大区域集聚，中尺度扩散，小尺度集聚”的空间布局特征，或者形成了以上海为第一阶梯，苏州、无锡、杭州等为第二阶梯，周边县级地域为第三阶梯的产业生态群落。与此相反，京津地区不但没有出现长江三角洲各个地区依据与上海的交通时间距离呈现经济发展水平渐进缓慢降低的空间次序或经济景观，而且京津等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情况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例如，从亚行支援项目《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来看，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32个贫困县的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3.3%，其中，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河北省的贫困人口中超过一半分布在环京津地区，三分之一分布在环京津24县；“环京津贫困带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陕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
由此可以发现如果依托产业联动来推动城乡统筹发展，那么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选择应该尽量选取那些适合产业不同价值环节空间分离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倾向产业空间纵向一体化的技术或者排斥区域内部分工而倾向高度空间集聚的技术。
此外，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除了尽量选取那些适合产业不同价值环节空间分离的技术，还应该注意中心城市与周边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地区的技术价值梯度的连续性。例如，京津地区未能对周边地区形成有效的辐射，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京津等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过大的技术价值落差，这种巨大的差距不但严重约束了产业空间蔓延式布局，而且随着京津等中心城市技术价值高度的进一步提升，这种垂直落差还会进一步加剧，结果城乡之间、大地域内发展也将越来越失衡。
最后，中心城市依据技术价值递减规律向外围扩散也不是完全的连续的衰减过程，而是依据城市等级体系分层分级衰减的过程。例如，京津地区向周围地区产业转移和空间辐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断裂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在于该地区缺乏一批类似长江三角洲中大量存在的如同苏州、无锡、杭州等中上等级的城市群落。对此，作为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庆市在《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就明确其2020年1小时都市圈的建设目标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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