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中央集权制国家，都把立法与法规监督作为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它促进和保证高教的发展，并使之符合自己的国情和需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整个经济的技术结 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科学技术更受青睐，高等学校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联邦政府认识到高等教育乃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于是频繁地通过立法，向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提供资助，大力促进他们的发展。

４．决策影响

战后，发达国家为了恢复和振兴经济、加速产业科技化的进程，各国政府都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高等教育发 展，使之由“尖子”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入学率在１５％以上）转变。例如美国政府通过了包括《国防教 育法》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法令，增加教育投资，设立各种基金、奖学金、助学金及低息贷款，促进高校的蓬勃 发展，也全面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从而保证了美国在经济与科技等方面的领先。

为适应社会经济以及科技的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各发达国家政府均采取有力措施促使其高教层次逐渐增多；结构更加合理。例如日本为改变其高教层次只有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的状况，于５０年代增设短期大学 、６０年代增设高等专科学校，７０年代增设专修学校的专门课程，使其高教层次由二层发展到三层，且促使 第三层次在高教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进而，日本又将其研究生教育由二层（硕士、博士）发展到三层（增加博士后）。与此同时，针对本国高等教育同样存在重文法（法律）、轻理工的现象，日本政府通过有计划地增招理工科生，调整了学科结构。这些措施使日本大学近二三十年来工科毕业生人才辈出，高教学科结构逐步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力地增强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７０年代末起至今，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纷纷由量的发展转为质的提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各国政府的干预机制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例如联邦德国１９８３年高等学校科研费用约７２亿马克，占其国家公共拨款 总数１４０亿马克的一半以上，主要开展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学、人文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培养大批年轻的优秀科研人才是一个国家提高高教质量、促使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这方面的工作也需要政府的有力干预。美国于１９８４年制订了国家科学基金会青年研究人员奖金计划，以吸引青年哲学博士在大学工作。翌年 ，美国的国家基金会又制订了一个建立工程方面跨学科研究的大学中心计划，旨在加强工程方面年轻研究人才的培养。

西方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机制还表现在通过政府的决策以及其它措施，促使大学之间加强教学科研方面的合作，沟通大学、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以提高办学效益，推动高等教育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 例如日本自１９７１年起逐渐增设大学共同利用研究机构，到１９８９年度为止，这种研究机构已设立１６个 ，同时大力加强产业界、科研机构、大学的研究协作，兴建“科学城”和产、学、住（居住）一体化的新兴技 术城。英国从７０年代起兴建科学园区，最近宣布要建立７个有大学参加的区域性技术中心。

５．经费控制

高教经费的筹措和核拨是西方发达国家控制高等教育运行的一大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既保证高等教育系统稳定运行，又刺激高等教育的不断革新。

从高教经费的筹措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教经费来源有二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从总体上讲高教投资来源是多渠道的，从每所高等院校来看其收入来源也是多方面的。例如，联邦德国高校的经费主要由州提供，一 般占学校总经费的７０％左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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