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性的谬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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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事物的因果关系比之自然科学 要复杂百倍。一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和最初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社会现象 无法通过实验来判定是非。社会工程学的信仰者往往假定有一个“正确”的先知， 他会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针对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几个全然不同的对策。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对哪一对策最有效，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好象没有人能预 测股市的波动一样。其次，社会工程（包括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以政府的权威去 管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官员必定握有其他人所不拥有的权力。权力虽不等于腐败， 但一切腐败都由权力产生。所以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几乎必然发 生腐败。即使政府管理有效，其效果也往往被随伴的腐败抵消。
为什么我们相信自由经济？撇开复杂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几条基本原 理来说明。首先，一项交换是否有利于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最能作出判断，用不着 第三者去介入。只有当交换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害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 才用得着政府去管理。自由经济之所以能导致繁荣，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社会中 每个成员都充分地利用了交换获利的机会。其次，个别的交换虽然是盲目的，价格 信号却丝毫也不盲目，它能精确地反映供需形势，并引导生产与消费。我们曾体验 过各式各样的比例失调，从买不到火车票到棉花大战，或因价格信号的形成和传递 受阻，或因供需中一方不能随价格信号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可叹的是我们常常认为 是价格偏离了我们头脑中的价值，甚至认为是价格发了疯，所以要把价格管住。
那么政府还应该起作用吗？当然是的。政府首先要把治安管好，保障公私的财 产所有权；政府要提供公共商品如道路、灌溉、防洪；政府要维持好市场秩序，制 止各种欺骗和不讲信用的行为，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放弃那些不该管的， 把该管的真正管好，我国的经济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这一希望不断地被社会工程 之类理性的谬误所阻挡，实现起来还相当缈茫。
1995.6.3
摘自：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广东经济出版社‘中国当代著名经 济学家随笔集’，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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