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点平等与规则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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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的起点不公正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前市场”体制下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平等所导致。这 种不平等与官本位、权力调拨、等级身份制和命令经济为内容的旧体制没有完全消解有关。 可以借用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分析腐败现象的“寻租”理论来加以说明。以布坎 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发现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 动进行的干预和管制。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 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既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 平等竞争的人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经济学家克鲁格（A·Krueger）在《寻租社会 的*经济学》中把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rent），而把谋求得到这种权力以取得租金 的活动称为“寻租”（rent-seeking），又被称为“从直接意义上讲的非生产性利润”（DUP）。 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了寻求权力以营私的寻租活动的泛滥。由于行政权力可 以创造寻租的条件，于是就有人在制度变迁和转轨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设租” （rent-setting）。 在关于腐败的广泛讨论中，有三点引入注目的结论：1、在资源极度紧缺的时代，政府 官员拥有分配资源的巨大决定权也就拥有了重要的获利门路，尤其在责任心又很微弱时，从 事腐败活动的激励因素就应运而生；2、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也会影响到腐败的程度，如果个人从违法中得到预料中的好处明显大于预料中的代价时，腐 败将是严重的，如果司法部门独立解决大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则司法制度本身有可能也是 腐败的；3、如果腐败行为被揭露和绳之以法所产生的后果小于从腐败中得到的好处，那么 腐败也会泛滥。 就一般人而言，他们愿意付出非法的支付，以便从官员那里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据 学者们的估计，在城市地产拍卖、金融贷款和紧俏物资价格双轨制等领域，曾经迅速造就了 一个巨富阶层，这是分配起点不平等的由来。如，一个城市中心的黄金地带要对外招租，由 于地价的核定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统一的标准，故该地带的招租价格实际上是由领导意志决 定的，既可能是5000万，也可能低得可怕。现在设想有一位企业家试图承租，但不愿支付 5000万地价而只愿支付1000万，他通过关系或直接向主管官员行贿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即 使最后支付的贿赂金额高达1000万，如果事后他能以预定的地价5000万再转租，就立刻赚 入3000万。在这样一个设租与寻租的过程中，同时造就了巨富的官员与企业家，当然损失 惨重的是国家。同样，如果有官员或别的特权者能够批到1000吨平价1000元/吨的钢材， 转手以1600元/吨的市场价格出让，则立刻获利600万；假设他支付了300万的贿赂金，则 同时造就了两个收入300万的巨富。金融领域也是如此，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如果挪做利息很 高的私人借贷或投机，则会有巨额产出。事实上，在中国，更多的人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关系 （如亲属、战友、老乡、上下级等）来获取上述这些非生产性的直接利润的，突出的特权阶 层是民间称为“太子党”的那些高层领导的子女。 导致分配起点不平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或实或虚的官商一体的实体，在1988 年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政府机构办的公司，他们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 参与规则的竞争，自然能够依靠部门特权为小集体或个人牟取大量利益，这明显是不公正的。 在新的一轮机构改革大潮即将开始时，人们出于一种朴素的逻辑，即政府改革不会给自己找 麻烦，又开始担心分流出来的公务员是否会继续依赖政权机构的庇护，在尚不健全的市场竞 争中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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