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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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公共企业家”活动界限。政府干预的结果尽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带来积极的结果,但是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之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加剧了苏南经济滑坡,使得人们对“苏南模式”提出疑问。 包括苏南地区在内的乡镇集体企业与乡镇村干部的关系千丝万缕,地方干部干预问题严重。这些地方干部本身往往就是“能人”,“能人经济”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走向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胡必亮,1998年,第288页),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消除城乡障碍、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经济腾飞初期与市场规范化后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样的。经济腾飞之前和初期,市场尚不规整。许多地方倾向于集中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包括“权力资本”或“政府干预资源”(如开办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等)。但是,随着市场规范化、一体化程度提高,一些市场扭曲因素得到纠正,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了作用。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才能最终胜出。这里,个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企业产权明晰,交易成本就低,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就高。比如乡镇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办学、修路、修养老院、补贴农业等)就意味着其负担较重。这意味着,在市场规范化之后,政府干预的功能应日渐消隐(从“越位”到“归位”),企业的产权应交还真正的企业家,企业的管理由企业家选定的经理来管理。此外,对于政府干预和政企不分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此可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Sir Acton )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随着我国市场日益规范化而且进入买方市场,经济缝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都有了变化,同一个经济缝隙中有时拥挤着数量众多的企业,而且必然会挤掉一些绩效较差的企业。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使得我国多数乡镇集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了原先掩盖的大量经营和制度问题。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经历了的第一次改制。苏南的做法是大多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不能有所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的决策权等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比较佐佐木信彰,1999年,第152-153页)。 4.浙江和苏南经济格局的继续演化 苏南地区上述第一次改制并不成功,这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新望,2000年,第34页)。其方向必须是政企分开,打破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经济的地方化(地方行政经济和准行政经济)格局必须让位于市场化格局。这里,包括苏南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纷纷转制,正说明了经济压力促使企业作出适应性调整,改革集体产权制度,选择能够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私人产权制度。 苏南二次改革实际上是要重新让苏南的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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