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及其演化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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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生发展力量发挥作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南将需要“三次改制”、“四次改制”。“二次改制”的必要性说明了“苏南模式”的过渡性。“二次改制”任重道远，苏南地区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它未来的选择，这种“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 ）”和路径锁定（lock-in ）问题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二次改制”后苏南经济的走向似乎应与“浙江模式”趋同。苏南“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社会政策职能将需要政府承担，正如浙江省农村社会政策的缺位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一样。由此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发展路径将向着浙江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导致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当然，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苏南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可能会有问题。江苏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数目似乎比浙江多，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上市企业数目更多，重工业如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当前的结构调整幅度很大，也可以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后劲。浙江经济也还在演进中，浙江的经济结构过去以“轻（工业）、小（工业）、集（体企业）、加（工业）”著称。有人把这种经济结构的特点看作是“浙江模式”的特点，把“? 憬Ｊ健备爬ㄎ芭┐骞祷?专业市场”（参见金祥荣，1998年，第122-123页），这是片面的。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上述提及的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self-organizing ）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恰恰是这一实质区别于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来源于乡镇村干部的干预（如“能人经济”，其中“能人”往往是乡镇村干部）以及它和乡镇企业的政企不分。 浙江的改制在全国最为彻底和超前，许多县市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由此，浙江模式的表面特征“轻、小、集、加”变成了“轻、小、加”。浙江经济尚在蓬勃发展中。在其中，企业家作为行动者（actor ）甚或能动者（agent ），其学习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浙江各地较有规模的未上市民营企业也在寻求上市。浙江经济在转型中，不会满足于“轻、小、加”。但是，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要克服该问题尚需时日。经济结构调整总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过，浙江的行政经济色彩已经非常淡薄，这有利于企业通过购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9]. 5.历史卡片：晚清传统文化中近代化因素的影响和整合力量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一方面把工业投资分散在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周明生，2000年，第5页）。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5%（同上，第6页）。政府政策只要有所放宽，浙江的自组织机制就会运转。“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浙江成为一片政府无意的自组织市场试验场。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推动这些发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括浙江的重商文化传统尤其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主要发展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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