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中警、检关系模式之探讨 政法论坛 发表时间：199802 作者：宋英辉/张建港 在刑事诉讼中，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追诉犯罪的主体，二者的工作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如何正确处理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对于国家诉追权的正确行使，从而使刑事程序更加合理、有效地运作，保证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此试作探讨，以期引起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一、警、检关系模式之考察 考察世界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在处理刑事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模式： 1.警、检分立模式。如在英国，警察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检察机关接到警察机关移送的案件后要进行审查，如果认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不充分，检察机关可以要求警察补充侦查。如果警察不同意补充侦查，检察机关用以对警察制裁的唯一手段就是对案件中止诉讼（注：程味秋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在美国，有两个侦查机关，即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此外，美国有大陪审团，在审查起诉时，其有权调查的范围十分广泛，它的法律顾问就是检察官。数年以来，检察官慢慢地控制了大陪审团（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研究》课题组：《美、德、 加刑事司法制度》第3页。）。在司法实践中，除某些微罪（注：对酗酒、流浪者、卖*、违反交通法规等案件， 警察有权决定起诉并在法庭出示证据。） 和检察官自行侦查、处理的案件（注：不履行扶养义务、企业欺诈等直接向检察官检举的案件。）外，一般由警官履行侦查职责，检察官履行起诉职能。loCaLHoSt检察官凭借警察搜集到的证据，判断控诉证据是否达到“可成立理由”的程度。证据达到“可成立理由”程度的，决定提起诉讼或建议大陪审团提出公诉；未达到的，可以要求警察继续侦查或决定不提起诉讼。在法庭审理阶段，检察官可以要求目睹实施犯罪或者了解犯罪情况的警察作为控诉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警方应当积极配合（注：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在加拿大，刑事侦查由警察进行，检察官没有侦查或侦查指挥权，但警察在侦查比较复杂的商业罪案时，对于如何采证往往要向检察官咨询。刑事案件的公诉由检察官负责。检察官决定起诉须考虑两个标准，一是证据的充分性；二是公共利益。检察官决定起诉时可以征求侦查机关、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公民的意见，但并不受其意见束缚，而是独立地作出判断（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赴加拿大考察报告》第4～5页。）。 2.警、检结合模式。多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 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对犯罪的追诉权由司法警察、司法警官、检察官和预审法官行使。司法警察负责对案件的初步侦查，以收集证据，确定嫌疑人，“在案件破获后，司法警察应执行预审法官的命令并听从其要求”（第14条）。司法警官“在知悉发生重罪、轻罪和违警罪后，有义务立即报告共和国检察官。在行动结束以后，应将符合他所进行的取证笔录的正本并附副本以及有关的文件送交共和国检察官”（第19条）。“检察官有权指挥所在法院辖区内的司法警官或司法警察的一切活动”，“有权决定采取拘留的措施”，“享有法律授予司法警官的一切权力和特权”（第41条）。预审法官只能在收到共和国检察官的起诉书或者民事原告人的申诉书后方得进行侦查。预审法官到达现场时，检察官和司法警官即卸去职责。预审法官也可以指派司法警官进行侦查。预审法官侦查结束后，应将有关材料交检察官使用（第72条）。预审法官可以签发拘留证或逮捕证或命令临时羁押（第122条、第144条）。 “在德国刑事程序中，警察所起的作用，始终受限制，仅是一个检察院辅助机构。”（注：（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文本引言》，《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依照法律规定，检察官有权领导侦查，有权指挥和利用警察的力量。法律规定刑事警察是检察官的助手。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163条规定，在侦查刑事犯罪范围内，警察只担负辅助检察官的责任，只能作出“不允许延误”的决定，对自己的侦查结果应当“不延迟地”送交检察院。实践中的情况略有不同，警察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注：参见程味秋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章第2节。）。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深受德国的影响，台湾的刑事诉讼法又较多地移植了日本的模式，在侦查程序中，检察官对警察拥有一般指示权、一般指挥权和具体指挥权，检察官的地位较警察优越。检察官有权对侦查终结的案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侦查结果予以处分。在日本，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在侦查案件范围上无明确分工，司法警察一般被视为一线侦查机关，检察官被视为二线侦查机关。在侦查中，检察官可以从起诉的角度对警察给予指示或指挥。在司法警察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首长可以向公安委员会提出惩戒或罢免的追诉。在台湾，“刑事警察受检察官之命执行职务时，如有废驰职务情事，其主管官应接受检察官之提请，依法予以惩处。”（注：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增订版），第272页。） 警、检分立与警、检结合两种模式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它与各国的法文化传统及国家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不宜对这两种模式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不过，从结构决定功能的角度分析，两种模式在行使国家诉追权方面各有其优劣。就警、检结合模式而言，首先，由于警察机关和检察官均可以对犯罪行使侦查权，更利于发挥国家行使诉追权的主动性，而且由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官参与、指挥侦查活动，有助于检察官更加迅速准确地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从而可以使诉讼进程更加快速、高效，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其次，把警察与检察官统一于相同的诉追任务之中，可以实现诉追主体的优秀侦查能力与良好法律素质的结合，从而保证国家诉追权的正确行使。实行警、检结合模式的国家的诉讼理论认为，警察机关具有优秀的侦查人员、占优势的侦查技术手段和丰富的侦查经验，而检察官则具有较高的法律水平，更能较好地处理诉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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