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法律问题，故此，使两者结合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实行警检结合模式的国家在其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因检察官往往不亲自参与或指挥侦查，因而其作出的处分可能与案件的实际情况不符，从而招致警察的不满和抱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警察工作的积极性。比较而言，警、检分立模式不会产生上述问题，但该模式很难实现追诉进程的快速进行。由于警、检均有较大独立性，侦查活动和审查起诉活动有严格的次序，所以，检察机关并不了解警察的侦查活动，审查、决定起诉的活动只能在警察机关移送的侦查结论和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这势必会影响检察官作出判断的速度；同时，由于警、检均有较大独立性，检察官对警察负责侦查的案件无侦查权，使得检察官在对警察侦查活动的控制及主动追究犯罪方面，也难以有所作为，这同样会妨碍国家诉追权正确、有效地行使。对于这一点，在实行警、检分立模式的国家也已引起关注。如在英国，当警察不接受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的建议时，检察机关就只能中止诉讼，不向法院起诉。英国公众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不应该由于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这种磨擦，而使罪犯得不到追究。英国皇家司法委员会在1993年的报告中就此提出建议，当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的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时，应当将该案件交各自的上级机关通过协商解决；检察机关应“提前介入”侦查程序，给予警察以必要的建议，指导警察搜集或发现充分的证据（注：程味秋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二、我国的警、检关系模式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建构了警、检关系的基本格局，即公安机关负责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检察机关主要负责提起公诉，同时对法律规定的少数案件行使侦查权，还负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公安机关独立进行侦查，侦查终结之后，再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在程序上被明显地划分开，侦查是独立的诉讼阶段，与起诉相比，只是具体任务与作用不同，并无主次之分。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并不附属于起诉，起诉也不统摄侦查。另一方面，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依法实行监督，公安、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主要表现为：第一，检察机关对于自己认为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在侦查过程中，遇有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对撤销案件是否妥当有权监督；第二，在有些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参加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活动；第三，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要报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时，如果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或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提出起诉或不起诉意见，连同案卷、证据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还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一级检察机关应当复核并将复核结果通知要求复核的公安机关和下级人民检察院；第四，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的违法行为，有权通知其予以纠正。 不难看出，我国刑事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基础之上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种模式。在警、检机关对行使追诉权均有较大独立性方面，它与英美模式相似，但在警、检机关互相配合与制约方面，又不同于英美模式；在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有监督、制约作用方面它与大陆法系模式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但在警察机关对检察机关发挥制约作用以及警察机关拥有广泛且独立的侦查权方面，它又与大陆法系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国警、检关系模式是对我国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革命斗争的产物。实践表明，这种模式对于充分发挥侦查机关的主动性及实现追究犯罪的高效率均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不过，从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和改进司法的角度看，我国的这种警、检关系尚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调整警、检关系的规范不完备，有时可能影响国家对犯罪追诉权的有效行使。譬如，虽然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和撤销案件拥有监督权，但如果公安机关接到检察机关关于应当立案或应当继续追究的通知后拒不接受建议或者表面上勉强接受建议却消极侦查，对此应如何处理，法律并未规定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立案权，并且立案后发现具有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时可以撤销案件，如果其不予追究的处分错误，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纠正手段。这就很可能造成很多本应及时追究的案件得不到及时追究，甚至根本得不到追究。因为虽然对公安机关不立案或不予追究的错误处分可以由被害人等起诉予以纠正，但由于被害人在收集证据和起诉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许多案件实际上只能不了了之。 2.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置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侦查违法，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像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果无明显证据证明，实际上多数也难以查实；有些虽然能够查实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给予了适当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挽回。依照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的复验、复查，但其前提条件是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复验、复查的案件，而且一般仅限于大案、要案。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都不参与。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及活动的被动性，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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