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影响。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精髓就在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以达到平衡,而司法权相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而言,力量是最为弱小的,对社会的危害和干扰也小得多。因而为了与立法权、行政权的抗衡、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司法机关就必须掌握违宪审查权作为抗衡的武器。虽然美国的司法审查随着经济和宪政的发展、权利和民主观念的变化在作着不断调整,但是选择司法审查和制约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念并未有根本性动摇。我国长期以来对行政行为实行有限的司法审查。行政诉讼确立以来,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制约一直局限于十分狭小的空间内。法院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却无权过问,也无权质疑行政机关行使的裁量权,除非“显失公正”。在行政权日益膨胀、人权、民主和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主要靠行政机关的自律和有限的司法审查已不足以防止行政的恣行专断的行政权的滥用。从加强保护人权和个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要求加强司法控制、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呼声日益高涨。法学界对于将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对象的热烈讨论也说明了把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轨道必将是我国行政法完善的必然目标。
第四,完善行政程序。深受英国传统自然正义或程序公正影响的美国,其行政法更多地“信奉实体权利主要由程序来保障这样一种理念。”[16](p147)人们甚至倾向于认为行政法主要是有关行政机关活动程序的法律,而不是有行政活动的实体性法律。[17](p484)例如,戴维斯提出,行政法不是指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实体规范,也不是指立法机关、法院所制定的有行政机关加以执行的实体法律,它是指有关规范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程序的法律规则。[18](p1-2)我国一直以来“重实体轻程序”,忽视行政程序规则在行政实践中的作用,认为行政结果的正当性就足以证明行政行为的正当。而行政现代化的目标则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行政现代化意味着行政民主和科学管理,而后二者均须依赖于行政程序才能得以实现。目前我国的现实是,只有少数领域建立了完善统一的行政程序制度,但大多数领域,行政程序尚不完善,有的行政行为甚至没有程序方面的具体规定。已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只是行政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起步。但这毕竟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完善的行政程序必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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