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的私法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8]然而，当时间来到十九世纪末，在自由经济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经济进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市场自身先天存在的缺陷而导致的经济危机频繁而周期性地发生，其结果不单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而且直接动摇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一般性法律规范的民法对解决此问题力不从心时，为克服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保障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其传统的单纯“守夜人”角色，主动以公共权力介人经济生活，以各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管理、调控及其他形式的干预。同时，为适应建立由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法律理论和法律部门出现了。这就是介于私法和公法领域之间，被普遍认为开创了第三法域—社会法域的经济法。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以提供市场条件保障，进行市场行为矫正，帮助市场行为引导和市场行为促进为目的的法律，经济法的出现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民法的又一次修正和补充。如上所述，在对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的最初起源进行一系列考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三者从诞生之初就体现出了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互补充作用，并最终形成民法、商法、经济法这一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
二从法的价值取向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最高原则，它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活的灵魂。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它假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或“理性人”，并由此而得出三个基本判断:1、平等性。认为一切民事主体都是平等的;2、互换性。主体的身份会在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频繁互换;3、最佳性。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有学者称这种“经济人”为“生活理性人”。这就决定了民法的公平是一种个体的公平、形式的公平和条件的公平，即强调人人均在同一起跑线上，是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该原则体现和要求的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有均等的机会参与经济能力，要求一切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实行差别待遇，保证人们在机会公平条件下，以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获取与自身相对的利益。对于个体间的差异与政治上或社会中的不平等则不予考虑。因而，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个人权利的维护法。
商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效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纵观由此开始而经变迁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近代商法及十九世纪最终形成的现代商法，其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营利性。作为商法所主要调整的商人具体行为，其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追求个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商法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维护商事交易的自由和便捷，促使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尊重和保障商事主体目标的实现。当效益与公平、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时，商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公平，侧重尊重个人的意思自治和保护个人利益，而不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利益至上，追求实质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首先，在对公平的追求上，经济法追求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平，它是对民法形式公平的一种补充和修正，是对形式公平的一种扬弃，它注重强调个体间的差异性，通过法律规范和制度安排，保护弱势一方，比如在反垄断法领域，通过打破垄断，禁止少数大企业凭借其经济优势支配他人经营活动，进而甚至强制拆分垄断企业，使中小企业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恢复，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保障和实现了强、弱主体间的机会公平。另外，不同于民事法律强调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的公平，经济法更加重视财富的再分配领域。比如，通过税法对所得税率高低及“起征点”的不同规定直接“剥夺”高收人者的财富以及社会保障法直接给予低收人者救济来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实质公平。其次，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上，经济法不同于商法以个人至上作为基本价值判断，而是以保障个人利益下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还如前文所谈到的，十九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生产力迅猛发展，出现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大生产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使全社会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经济个体对社会经济有机整体依赖性更强，生产社会化要求每个经济个体遵守法律和市场规则，否则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二是经济个体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是自发的、盲目的，他们为追求个人利益会不择手段，这势必会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整体利益。因此，社会化大生产迫切需要一个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组织—国家来协调各种利益之间冲突，追求公平的竞争秩序，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从其诞生时起，就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从民法、商法、经济法三法的基本价值判断上，三法的价值取向又一次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和修正的有机统一。
三从对社会关系采用的调整方法上看三法的功能契合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法是规定人们行为准则(模式)，规定出人们违反或遵守准则所导致的后果。行为模式包括:命令或禁止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允许人们为或不为，这样为或那样为的任意性规范;以及提倡、鼓励人们为或不为，这样为或那样为某种行为的提倡性规范。法律后果则规定出人们违反法律规定时应承担的责任及其方式，以及遵守法律规定时法律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法律一方面运用强制性、任意性或提倡性规范方式规定人们的行为，同时又规定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或奖励等形式的法律后果。法就是采用这种基本方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以实现其任务。
具体到民法、商法、经济法三法时，依据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差异，立法者在制度设计上采用了不同的规范模式。在民法中，任意性规范的设计占据了绝大部分。民法是纯粹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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