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孙中山的行政法律观在中国行政法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主要内容包括民政关系论、地方自治论与依法行政论。其民政关系论主张实行权能分治，以权制能，处理好民政关系，实行真正的民权；地方自治论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实行地方自治，以建立真正的民国；主张国家事务应该依法而行，政府行为也必须有法律的统一规范，官吏行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
【关键词】孙中山；行政法律观
【正文】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与领袖，他的行政法律观在中国行政法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时至今日，学界对他的行政法律观的研究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么以制度代替思想本身，要么观点多有偏颇，都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本文不揣浅陋，拟从民政关系论、地方自治论和依法行政论等几个方面对孙中山的行政法律观进行重新探讨，以期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敬请学界师友批评指正。
一、民政关系论
孙中山认为，代议制政体下，“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办法来管理。不管人民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颂扬，政府总是不理，总是不能发生效力”。[1]这就是政府滥用权力的表现。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他主张实行权能分治，以权制能，处理好民政关系，实行真正的民权。为此，他对“政治”的含义进行了这样的解释：“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LOcAlhOsT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2]在这里，他将政治权力划分为权和能：权也就是他说的政权，在民众手里，也称为民权；而能也就是他说的治权，则在政府手中，也可称为政府权。孙中山认为，把国家大权分为政权和治权，分别交给人民和政府，将权与能分开，就可以使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互相制衡，以避免政府滥用权力。
人民之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与复决权，其中选举权和罢免权是指选举和罢免政府官吏的权力，创制权和复决权是指创制和否决法律的权力：“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四万万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所以这四个民权，就是四个放水制，或者是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3]
政府之能包括五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对此，孙中山于1906年在东京同盟会庆祝《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的演讲中，曾说：“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
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4]这里的五权，除前述的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司法权）之外，他将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考试权与监察权加进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权分立理论，目的是创建一个万能的政府：”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人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5]
对此，孙中山还专门设计了如下一个图来加以说明：
孙中山还解释说：“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6]
二、地方自治论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孙中山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在讲演中强调说：“国家之治，原因于地方，深望以后对于地方自治之组织，力为提倡赞助。地方自治之制既日发达，则一省之政治遂于此进步，推之国家亦然。”[7]在孙中山看来，实行地方自治，有助于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管理好国家。
首先，地方自治有助于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孙中山指出：“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8]因此，“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基础不必外求，当求诸全国国民之心中。国民而身受民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四万万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所以这四个民权，就是四个放水制，或者是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3]
政府之能包括五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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