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孙中山于1906年在东京同盟会庆祝《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的演讲中，曾说：“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
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4]这里的五权，除前述的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司法权）之外，他将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考试权与监察权加进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权分立理论，目的是创建一个万能的政府：”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人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5]
对此，孙中山还专门设计了如下一个图来加以说明：
孙中山还解释说：“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6]
二、地方自治论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孙中山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在讲演中强调说：“国家之治，原因于地方，深望以后对于地方自治之组织，力为提倡赞助。地方自治之制既日发达，则一省之政治遂于此进步，推之国家亦然。”[7]在孙中山看来，实行地方自治，有助于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管理好国家。
首先，地方自治有助于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孙中山指出：“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8]因此，“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基础不必外求，当求诸全国国民之心中。国民而身受民权之庇护，识其为无上光荣，则必出死力以卫民权，虽有拿破仑在国中，亦莫吾毒已。”[9]他举中国历史上的叔孙通制朝仪为例说：“然如何而能使国民知民权之为无上光荣乎？仆试以历史上之事实喻之。昔汉高祖初得天下，诸将叫号不宁，赖叔孙通制定朝礼，乃始识天子之尊严。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吾济当以叔孙通自任，制定一切，使国民居于尊严之地位，则国民知所爱而视民权如性命矣。然其道必自以县为民权之单位始也。”[10]他还说：“共和之坚固与否，全视乎吾民，而不在乎政府与官吏。盖共和国与专制国不同，专制国是专靠皇帝，皇帝贤，尚可苟安，如不贤，则全国蒙祸。而共和国则专恃民国，使吾民能人人始终负责，则共和目的，无不可达。若吾民不知负责，无论政府官吏如何善良，真正之共和必不能实现也。是知共和国之民，应希望自己不应希望政府官吏也。”[11]在他看来，只有人民懂得管理政事的政治能力，会做国家的主人，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建成真正的民国。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当时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与参政、议政能力是极端低下的。对此，孙中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12]“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13]即使在民国成立以后，“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其未了解并无此思想者，于共和深表反对”。[14]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孙中山提出的方案是“励行县自治，以养成人民参政之习惯”。[15]他指出：“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16]我们知道，孙中山主张训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实行地方自治。对此他举菲律宾为例说：“美国之欲扶助菲岛人民以独立也，乃先从训政着手，以造就其地方自治为基础。至今不过二十年，而已丕变一半开化之蛮种，以成为文明进化之民族。今菲岛之地方自治已极发达，全岛官吏，除总督尚为美人，余多为土人所充任，不日必能完全独立。将来其政治之进步，民智之发达，当不亚于世界文明之国。此即训政之效果也。”[17]孙中山认为：“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18]一旦“全国人民有了自治能力，便是全国人民有了民国的国民资格”，[19]在此基础上，“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反之，如果人民未经县自治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事务，则会“茫昧不知津涯”，“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20]因此，地方自治是培养人民参政、议政等政治能力的根本途径。
其次，地方自治有助于使民主制度的真正建立。辛亥革命以来，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革命本身并不是民主，甚至是与民主对立的。孙中山指出：“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其结果，不逮所蕲者非必本愿，势使然也。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21]对此，当代学者也指出：在“革命过程中，民主是不足道的。民主本身意味着和平、规则和被统治者的同意，它的精神甚至与革命（暴力、打破规则、压制）正相反”。[22]那么如何实现从革命向民主的过渡，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呢？孙中山给出的方法是制定约法，实行地方自治，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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