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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