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道德正义 政治正义 法律正义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围绕着道德形而上学消解和转换、反思正义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人类生存出现不安焦虑这一主题，哈贝马斯把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己的宏观哲学方法论，根据自由平等对话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交往理论，作为批判的规范基础，并结合自由主义正义论及其反对者(主要是社群主义)的正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正义论。在他看来，正义就是道德立场，就是话语有效性的一个方面——规范有效性；同时，由于道德立场的本质是“无偏袒地对待正义问题的立场”，因此，正义理应也被看作是处理问题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其精髓是：在承认人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类似的，每一个人的选择等于在为所有人选择，这样的选择是一种普遍理性的选择，这样的人是普遍理性的体现者(具有主体间性的人)。通过立足于交往理性的社会实践基础，参照话语伦理学预设的“理想的言说环境”，以严格满足话语有效性为标准进行自由、平等的“论辩”(或称“商谈”)，就能够趋向于不断开放着的理解和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可普遍化特征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体系。通过对话达成的理解，不仅使个人的正当权益获得了相互认可，而且凭借对话中的相互性，形成一种主体间共享的“交往共同体”。locALHoST由于主体间关系有助于形成承担共识中的义务的思想，那么，以交往着的主体间结构为主体的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概括地说，正义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具有高度的思辨性(从理想的言谈境况中的话语有效性引申出正义的普遍性)，又包含强烈的现实性(以商谈这种活生生的形式作为达到现实正义的依靠，以形成完善的生活空间和健全的社会秩序为正义的主题)。正义作为一个评价社会的标准，要求义务论除了从形式方面探讨道德陈述及命令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还应关注紧迫的现实道德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正义与真理相关，它是从道德中派生出来但又自发超越道德领域发挥作用的社会现象，具有与真理类似的客观性、普遍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正义是用来“表达道德命令的全称规范性句子之有效性的一个谓词”。②通俗一点地说，哈贝马斯这句话的意思是：(1)真和正义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是相同的：这个杯子是白色，是真的。人不应该偷盗，是正义的。(2)真和正义都没有程度划分，只有和它们分别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它们都是二值的：与真相对的是假；与正义相对的是不义。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虽日益分化，但交往理性自身的同一性依然能够为社会提供统一基础。交往理性既能够超越一切特殊伦理(善)又可以体现在所有特殊伦理之中，是认识和达到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惟一途径，社会世界的真理以规范形式来体现，其论证就是在交往中达到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理解为中心的相互论辩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可以说，真理不是一个静态的认知概念，而是一个理性的实践过程。理性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社会世界不断更新的动力。这个思想既包含着对古典实践理性的回归，又体现了哈贝马斯运用实践哲学对工具理性进行改造、从而拯救现代性的立场，后者正是因为滥用工具理性造成的不义状态而受到质疑或否定。将正义与真理类比，是一种捍卫真理在哲学乃至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新方式，能够有力地回应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正义与真理相关表明，真理在社会经验层面何以可能；这种合理可接受性的真理观念(也即共识真理论)，侧重真的尺度，与侧重真的意义的符合真理论相互补充，把认知主义(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辩论从而达到共识)与社会整合(主体间在平等交往中的有效互动)有机结合起来：交往理性使独立的个体在实践互动中达到有效共识，而共识就是真理的阶段性体现，这种阶段性真理又将在以后的实践中经过交往而得到修正，这就意味着真理在经验过程中得到体现，并在经验过程中不断发展，它是人的生存体验，是可认知的。在此基础上，多元的、特殊的善可以在合理性的交往中超越自身的限制，在以真理为基础的普遍主义道德中达到统一，人类也能够向更好的道德状态过渡并实现社会内在的一体化。从而，在当代受质疑或被抛弃的观点(包括传统的有关自然与道德的连续性观点、对价值的客观性的信仰的观点)有望得到恢复。最终，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可以解决：在保持不同主体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消解个体的内在焦虑和紧张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认定人类世界的规范特征，将规范做一分为二的处理：把规范中的普遍化程度较高但落实存在较大困难的那部分归人道德规范，把规范中的操作性强且以国家为后盾的那部分归人法律规范，并认为法律确定性的最终获得离不开政治权力，这使得他的正义研究基本上集中在道德、法律、政治三大领域，概而言之就是：有理性的人经过深思熟虑的认可和支持是当前的道德、法律、政治存在的基础，它们也是合理性、合法性的最佳依据。因此，他的正义理论可以大体从三个方面来阐发，笔者将其分别称为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
道德正义是以道德理由为论据来进行商谈而形成的正义。因为道德理由具有普遍性，道德正义也就成为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正义形式。道德正义的宗旨在于表明正义具有道德理想的性质，而且这种道德理想并非难以企及。只是自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家们在追求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时，要么倾心基于主体的情感预设，要么强调基于主体的完全理性的价值建构，他们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体之间交互作用是不争的现实，因而他们也没有认识或充分把握一种在对话和交流中形成的道德原则。诸多理论建构也大都以一种强势姿态来显示唯我独尊的地位，这一特征导致内化为行为选择的社会成员缺乏对话、交流的耐心和信心，甚至导致人们对社会活动是否存在一致性(或共同价值)也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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