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刑事和解的设定初衷在于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平衡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社会三方的利益。同时这种追求也在于从被害预防的角度来促进犯罪预防目的的实现。当然，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特殊预防也是附属的，但却是不可舍弃的追求。对于司法机关而言，这种宏观层面上的效益就在于追求诉讼效益的提高，④从微观的层面来看，刑事和解能够有效地促成个案正义的实现，这显然有利于满足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在客观上保证了诉讼效率的提高，防止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否认刑事和解的主要价值追求是正义的重要理由在于，刑事和解不利于维护被害人要求追诉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笔者认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大的启发就在于，它坚定了人们对于刑罚万能的怀疑，但是怀疑似乎太过了，刑罚在当前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还是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理性地看，刑罚的真正作用主要不体现在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上，因为刑罚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主要体现在刑罚可以满足被害人和普通大众对犯罪和犯罪人愤恨的心理需求上，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平息社会矛盾，从而安定社会秩序”。９正是对于刑事和解的误读，不仅使得通过刑事和解的适用得以实现的部分正义价值损失殆尽，而且因为实践中的操作过于重视和解的标准在于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民事赔偿，通常并不能有效地符合当事人双方的意愿。
二、 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及其困惑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能直接实现个案的诉讼效率；能间接实现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即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
当前刑事和解制度存有三种模式：一是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一是司法调解模式，一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１０其中，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一种最优选择，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漏洞，难以保障公正和效益价值的实现。
首先，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的意志具有反复性，直接影响到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当前能够进入到刑事和解程序中的案件，必须是当事人双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微刑事案件。无法忽视的一点是，当事人双方并非因为存在和解的意愿，彼此关系就会立即得以改善。从始至终，双方都存在着对抗的心理。在很多案件中，被害方事实上存在十分强烈的报应愿望，但是出于客观方面的考虑，比如对公权力机关的不信任，生活困顿等，无奈选择了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字面称谓并不能反映刑事和解过程中的激烈对抗情状，事实上，整个刑事和解过程都是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假如刑事和解的进行并非顺利、和解的内容不能完全满足被害方的要求，积聚的怨愤就会爆发，从而使得和解协议无法达成。即使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也存在着反复的可能性。依照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刑事和解协议只是作为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处分的依据之一。因而，刑事和解的结局并非必然如当事人双方所愿。特别是部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假如在付出高额的赔偿费用后，却依旧要面临刑事处分，难免会出现反复的现象。
其次，刑事和解制度忽视了被害人要求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愿望，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刑法认同感。刑事和解制度意欲实现的个案正义，实质上是重视法律运用上的灵活性，企盼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甚至企盼一事一议。这就与刑罚个别化理念有着密切的渊源，所谓的个案正义仅仅成了一个幌子，实质的追求却是效率、效益。这一主张，直接与正义价值相背离。然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１１假如刑事和解过于追求效益的实现，完全忽略了公正这一价值，就很可能伤害到民众对于刑法的认同感，进而激发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秩序的安定。在此情况下，效益价值的实现殊难提起。
再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为了保障刑事和解的自主性，总是会对和解活动的进行保持一段距离，仅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从而难以发现实质上的缺陷。而且审查和监督很多都是事后进行的，这同样加大了纠偏的难度。就司法机关自身而言，刑事案件经由和解，会带来一定的便利，因为依据和解协议所作的判决更加具有可接受性，上诉和申诉的案件数肯定大为减少，这种因为个案正义带来的效益难以让人拒绝。因而，司法机关事实上缺乏监督、审查刑事和解的过程和内容进行纠偏的动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滋生出“以钱买刑”的丑恶现象，它的危害性甚至会动摇整个刑事司法体制的根基。如此这般，效率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近现代刑法学中，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两大学派出现交汇融合的趋势。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即使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众多的缺陷，甚至可能存在与其设立初衷相背离的危险，但是，在当前持续高涨的“犯罪高潮的历史时期”，１２社会的需要奠定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在根基，因而，对待刑事和解制度的态度应当是容忍和完善。
（一） 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标准
当前关注、建设刑事和解制度的主体主要是位于司法一线的公安司法人员。理论应该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帮助。
１．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应当以效益为追求目标，同时受到刑事法治的限制。这种限制可以视为是一种底线限制，标准便是刑事法治所追求的公正价值。笔者认为，如法国的公共秩序防线、德国明确处刑最低限等规定，就是很好的参考。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对刑事和解的实体性内容、和解条件、过程监督和结果审查等程序性内容进行限定，比如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限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主要侵害个人法益的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和解的发起决定权应当完全归属于当事人双方，而不能采取诸如德国将和解作为自诉案件的前置条件的做法。正如学者所言，“在一个刚刚建立起法治的国家，过多强调和运用实证学派的理论，或者在犯罪急剧上升而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和地方，仍然过多强调和运用古典学派的理论，就有不妥之处。符合本国现实的实际，是法学理论原则和制度的最高准则，这就是评价和进行学派论争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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