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给予不同对待，便属违背公正法则。另一方面，公正法则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裁量权时遵循比例、不失衡，应适当地权衡行政所能实现的目的与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之间的关系，如果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所实现的价值远远小于行政相对人所遭受的损害，则违反了比例原则，构成滥用行政裁量权。另外，公正法则还要求行政裁量行为前后一致，不反复无常，先前所作的行为和以后所采取的行为保持一致。当然，法院在审查时应当权衡行政遵循先例、前后保持一致与新的情况、新的政策出现，不应遵循先例这两种情形下对社会公益，对行政相对人所造成的影响。
第五，审查行政裁量行为的作为是否基于弹性法律用语的任意扩大或缩小解释。弹性法律用语主要包含在法律规范中的前提要件之内。例如“公共利益”，“必要性”等，成文法永远不可能明确地将所有情形规定下来，法律规范采用弹性法律用语，意味着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解释自由。行政机关在解释弹性法律用语时，必须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整个法律规范的内容以及社会公认的基本规则进行解释，而不能对弹性法律用语任意扩大或缩小解释。这样的弹性法律用语即是德国行政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德国法院将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予以严格区分，使不确定法律概念接受全面的司法审查。在我国的行政法中，没有作出这种区分，但是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确立起相对严格的标准去规范对弹性法律用语的解释。
三、结语
当然，上面所阐述的我国对行政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是笔者借鉴国外的理论、司法实践以及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提出的一些设想，真正要从司法实践上明确我国司法审查行政裁量权的标准，还要从制度上进行落实。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立法上着手，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或是颁布新的司法解释，对现有的审查标准予以扩大解释或者确立新的审查标准，将行政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予以明确。这个途径比较符合我国现行的立法、司法体系，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困难却很大。因为成文法的抽象性与相对滞后性决定了：无论法律规范制定得多么完美，也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具体的司法审查过程不可能完全依“法”进行。另一个途径是从司法体系着手。一方面，借鉴国外的做法，建立起判例制度，允许低级法院的法官从高级法院的判例中寻求判案的依据；另一方面，赋予法官合理的司法裁量权，允许法院在特定的案件中对相关的法律规范作出解释。当然，这需要从对法官严格的专业训练和道德的考核着手，但是从我国长远来看是不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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