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出发点和调查方法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除了介绍外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务，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企业间拆借等纠纷也较多。样本标的额最大为2831万元，最小为6万8千新加坡币。涉外或港澳台案件3件。当事人有关情况如下：
b中院表二（1）（附表略）
在上述两年审结的民事案件中共抽样76件，大约每9件抽1件，2001年调阅10件。案件类型中包括了知识产权，涉外婚姻，还有居民个人以区政府等为被告的房屋拆迁还建等多样的纠纷。标的额最大的1900万元，最小的只在1万多元左右。涉外或港澳台案件8件。民事一审案件的当事人性质等情况如下：
在c中院，本来我们打算尽可能调阅从1999到2001这三年审结的民事经济一审案件，但因为归档的情况不很理想，最后只调阅了1999和2000年的经济案件44件，民事案件18件，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两类案件统计上总数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经济案件的当事人有关情况如下：
c中院表二（附表略）
22个民事案件样本中，原告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有6件，为自然人的有17件；被告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有6件，为自然人的有16件。原告方有律师代理的7件，被告方有律师代理的6件。没有看到涉外或涉港澳台案件。
我们在d中院同样遇到了案件归档数量有限的情况。档案室里除了1999年审结的经济案件有一百多宗外，其他年度审结的归档案件都在数十宗之内。因不便采取按卷号的随机抽样，结果只能按案件类型有重点地抽取了从99年到2001年的120份卷宗（其中经济案件99年的50份，00年23份，01年18份；民事案件99年的14份，00年8份，01年7份），作为补充又抽取了96～98年的24份经济民事案件卷宗，共144份样本。LOcALHoSt这些样本的当事人情况见下表（因民事经济两类案件的情况大致相同，故未再做区分）。
d中院表二（附表略）
从上面有关样本卷宗的情况介绍可看出，作为调查对象的四个中级法院由于所处地域及其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在区分级别管辖的规定上及实际收案的诉讼标的金额，受理案件的数量和所处理的案件类型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不过，经济一审案件大部分原被告都为法人及其他组织这一点，却是这些中院的共通点。a、b、d三个中院的民事一审案件中原被告为法人及组织的也都近百分之八十，只是c中院的民事案件呈现出自然人为原被告的比例大于法人及组织的状况。在律师代理诉讼这方面，a、b、d三个中院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民事经济一审案件至少原告一方都聘有代理律师，而c中院的经济案件当事人聘请律师的比例则在百分之五十以下，民事案件中有律师代理的比例更降低到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此方面这些中院的共通点则表现为原告方聘请代理律师的比例都略高于被告方。
在上述卷宗样本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当事人情况里，孕藏着对于我们理解中院一审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含义。当事人的大部分是法人或其他组织，且一般情况下都聘有律师作为诉讼代理这种普遍的情况，首先意味着送达相对而言不是那样的艰难，这体现在卷宗样本里很少有公告送达的情形，对法官的访谈中我们也没有听到有关“送达难”的明确反映（但这在基层法院则似乎是一个经常被谈论的常见现象）。而送达的难易往往会影响到程序的进行样式。其次，一般而论的话，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比起自然人来，在行动上更少情绪化的倾向而富于理性化，同时也更易积累或利用更多的从专业知识到经济能量等资源。诉讼时多聘有律师这一点也反映了法人或其他组织拥有的这种性质。在此意义上，当事人双方多为法人且有律师代理，就意味着作为当事人自我负责原理前提的“理性选择”和“双方对等的辩论能力”等等对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至关紧要的假定基本上都能够成立。此外，律师代理诉讼的相对普遍性还有着更为关键和微妙的含义。一方面，律师可以运用其法律专业知识从实体和程序上促进案件审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实现法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下，律师也可能既在正面又在负面的意义上充当法官和当事人沟通的“中间人”，一定程度上控制并操作了信息和资源在两者之间的流动，从而给程序运作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关于律师在诉讼中可能发挥的后一种功能，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调查方法来接近类似的现象并积累足够的资料来验证相关假说。但可以推测的是，由于律师代理诉讼在中级法院审理的民事一审案件中相对基层法院来说是更为广泛地存在的现象，程序运作可能在外观上更为规范，而当事人与法官的沟通实际上也可能更为微妙复杂。
通过样本卷宗的检索，文献阅读及访谈等，我们还了解到，与所处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紧密相关并直接影响到程序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审判人员与案件的比例问题。在这方面，样本中院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a中院长期以来处于人少案多的状态，尽管因为有财力而从社会上按合同工待遇招聘了一些书记员和速记员，但审判人员审理案件工作繁重的情况却并未得到彻底缓解。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合议庭审理向实质上的承办人独任审理倾斜的现实和在遵守法定审理期限等方面的困难。与此相对，b、c、d三个中院至少就一审案件来讲却是人手相对充裕（如据称b中院已决定数年之内要削减四十余人），而c中院更是苦于受理的民事经济案件数量一直很有限。由于收案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财政经济条件，为了对抗基层法院把大标的案件以分解标的额等方式尽量留在手里的做法，c中院有时不得不对达不到级别管辖标的规定标准的案件也“抢着办”。这种状况直到去年中央采取了对贫困地区法院拨付办案专项经费的资助措施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或许也是统计上受理案件数量明显下降的原因之一。
尽管存在着上面所述的以及其他种种的差异，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就审判方式的改革而言，无论从对待改革的态度或热情还是从作为改革成果的程序运作现状来看，这些中级法院表现出了明显的共通性。阅读四个中院这些年来自行或在上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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