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下关于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各种意见、方案中，对《环境保护法》的地位、称谓、价值、原则、制度等的认识很不一致、不明确，如一些学者提到我国《环境保护法》应当对国家的环境政策予以宣示，但为何要宣示及宣示什么等却不甚明了。本文力图以环境公共政策为视角，对环境保护法修改中涉及的称谓、价值、原则、制度等进行研究，以期引致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一、企业的利益强势）面前如何能抵挡得住？环境政策基本法是我们对保护环境的基本态度，是在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选择安排。如果我们把“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作为《环境政策基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就会向政府、事业、企业和人民宣示：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兼顾两者利益，如果不能兼顾，那么环境保护优先，这是公共环境利益的底线。如果我们在《环境政策基本法》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那么短视的经济利益必然会战胜长远的环境利益。我国历经的环境保护http://*/readnews.asp?newsid=2347
[5]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是公共政策以及其法律效力。当代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议行合一”制，共产党组织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公共权力，而且是各种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的领导核心，党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主体。共产党的政策成为公共政策有直接适用（通常是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主要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等）和间接转化两种形式（赋予党的政策以立法决策和行政决策的形式，使之定型化、规范化、法定化）。localHost因此，直接适用的党的政策，不具有法律效力。而经过转化并且符合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和事项的法律规范，具有法律效力。
[6] 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党的政策转化为公共政策并获得了法的形态，一些人却认为它虽然得以成为公共政策，但是由于不符合行政决策制定的规范，没有获得法的形态。
[7] 指中国乡、镇行政组织的政策。这是因为在中国乡镇行政组织不具有制定政策的能力。
[8] 参见别涛：《关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方向》，王树义主编：《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治》，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16页。
[9] 参见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210页。
[10] 亚里斯多德把正义分为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两种。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相称，即根据每个人的功绩、价值来分配财富、官职、荣誉等，它是以承认人天生的体力和智力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在这个领域，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这就是正义。所谓矫正的正义，涉及对侵害财富、荣誉和权利的恢复与补偿。在这个领域，不管谁是伤害者，也不管谁是受害者，伤害者补偿受害者，受害者从伤害者那里得到补偿，就是正义。亚里斯多德从正义出发，认为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法律的好坏完全是以是否符合正义为标准。亚里斯多德对正义的这种划分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1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255页。
[12] 黄元山：《国家生态安全与恩施州的生态安全状况》，《恩施州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13] 吕忠梅：《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4] 转引自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5]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6] 同上第236页。
[17] 参见黄明健：《环境法制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3页。
[18] 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9] 参见黄明健：《环境法制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20] 曹明德：《论生态法的基本原则》，《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21] 环境综合决策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许可证制度等基本的环境制度都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是政府行政主导的制度，是环境公共利益目的的利益和资源分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