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所有权，不能以所有者的身份要求乙返还，而只能以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乙归还，这只是一种债权，万一乙后来破产，则甲只能以普通债权参加破产清偿，如乙的资产不足以支付所有债权，则甲就有可能拿不回100吨小麦的价值，甲的利益就受到了侵害。可见，无因性理论使法律的天平毫无区分地倾向于买受人和第三人，而牺牲了出卖人本应该拥有的权利，使正义的天平不再平衡。在民法普遍建立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后，其交易保护机能被这些制度抽空，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生存空间逐渐丧失。
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的更新和变换应是承上启下，任何时代的法律都一贯地彼此相互继承和承接，而不可能推翻先前所有去移植一个全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其原因一是由于风险太大，二是立法成本太大。如果我们无视以往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审判实践的做法，转而继受德国或法国的模式，那么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体系，定会要求我们对现有的诸多法律规定作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物权行为理论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抽象的理论，自该理论产生至今一百多年来聚讼纷争，难以把握。即使是德国人在学习抽象原则(无因性理论)的时候也常常感到很棘手。如果我们采用物权行为理论，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法官必须在相关问题的认识上抛弃已有的知识，转而去接受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改换脑袋”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恐怕不是坐在书斋里的书生能够想像得到的。朱苏力先生曾经指出: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但不等于一定要引进西方的物权行为理论。就连德国民法学者都禁不住发问:“中国为什么要接受一个欧洲近代被少数国家接受的、一个如果欧洲法律统一则不复存在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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