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改变行政本位的立法方式，促进立法机构民主化，实现“财税论坛进行讨价还价的兴趣。鉴于财税集权的现状以及2010年拆迁变法和房地产征税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冲击，在考虑加强预算审议之际，至少有以下几项制度性举措应该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例如，为中央与地方提供交涉和讨论的场所、程序以及具体规则；为了有效集中财权，预算开支中的相当大的份额必须交付地方使用或者在地方之间进行调节，把“取之于地方、用之于地方”作为加强中央汲取能力的正当性根据，作为维持地方积极性和向心力的杠杆。还有一点更重要，这就是为了避免密室交易、分配不公以及交涉成本过高，中央将不得不逐步使财政再分配和预算收支更加公开化、透明化，以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

司法独立是关键

现在来考虑另一方面，这就是如何使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能有效实施，现实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裁量权的有效监控，关键是围绕司法独立原则的机制设计和技术操作是否妥当。
一般而言，立法的民主化是要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便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做出适当的决定。司法的独立化是要确保反映民意的法律不至于在适用过程中被扭曲，也避免法律随着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宪法和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审判独立原则，这是司法权得以存续和加强的基础。之所以要把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区别开来，之所以要强调司法的独立性，是由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也是健全民主制的需要，否则政治学就无法推出合乎逻辑的结论。lOcALhosT
简单说，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站在多数派立场上来行事的，而司法机关(这里主要指法院)则要站在少数派的立场上来行事。为什么?因为立法是多数派意志的表现，行政采取的是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如果少数派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个人与多数派或强势集团有不同的诉求，即使正确也无法反映到法律规定及其行政执行过程当中去。但司法机关不一样，只要有合理的诉因，就必须受理任何人提出的案件。在法院，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法官必须倾听当事人的声音。如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少数派或普通个人应该获得胜诉判决。因为这个判决是在考虑了案件的具体事实和特殊情况、他的具体诉求之后做出来的，可能会对法律是一个补救，对行政机关举措是一个校正。只有在这层意义上，司法机关是能动的，可以对立法、行政机关进行制衡和某种纠正的，也可以成为少数人、个人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制度变迁的渠道。
因此，司法机关应该握有关于法律解释和判断的最终决定权，以便更好地维护法制的统一和稳定。正是基于上述制度逻辑，法院应该超然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之上，应该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以及个人的干预。在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公民的有些合理诉求不能及时反映到立法中去，需要在审判过程中弥补法律缺陷，进行适当的救济。如果司法不独立，人们就会感到求告无门，就会在不信任中产生绝望情绪。
实际上，没有司法独立，严格适用法律就是一句空话，公共权力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限制，执政合法性也无从确立、维护以及加强。而确保司法独立的关键是把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到抽象性行政行为，以便对行政法规和规则等进行合法性审查，进而对法律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也进行合宪性审查。

律师职业角色

在开创立法工作新局面以及确保法律体系有效实施的过程中，职业法律家群体、尤其是律师应该扮演作为推手的重要角色。因而也可以说，从此以后中国将转入一个“解释者的时代”。在包括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在内的职业法律家群体当中，律师是最接近公民个人的，也是最接近市场和社会的。无论是社会的和谐发展，还是个人权益的保障，以及规范秩序的协调，律师都应该发挥极其重要的中介和有序化的作用。离开了草根性和自由性很强的律师的作用，“民主法治”这四个字何从谈起?!但2009年发生的李庄案以及随后在律师界开展的警示教育运动，却使律师的整体形象或多或少被妖魔化了，使刑事辩护制度也或多或少形骸化了。
毋庸讳言，现阶段中国律师当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某些过度的逐利行径以及暗盘交易在不同程度上贬损了其形象，需要矫正，否则审判独立原则就无从确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维护律师特有的身份定位和职业伦理，而决不能故意采取抹黑律师的手段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为这个壁垒一旦坍塌，侵权现象就将在社会中四处横行，最终将危及已经形成的新型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