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loss of amenity)。
[17]这种类型涉及“反射性损害”的问题，下文会再次述及。
[18]我国有学者认为，“精神创伤”案件是对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附从性规则”的突破；参见鲁晓明：“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附从性规则—僭越事实的形成、演进与破解”，《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事实上，“精神创伤”与大陆法系中的“精神损害”是两个外延不同的概念，前者无法构成对后者特性的突破。
[19]“反射性损害”系学理上的一个概念，即指第三人因直接受害人所受损害之反射而遭受损害的情形。
[20]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21]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案型与受害人遭受身体伤害、并“由于该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疾病的案型不同。就后者而言，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身体伤害是可以预见的，那么被告即使无法预见随之诱发的精神伤害，法律也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普通法系该规则即被称为“薄脑壳规则”(the thin skull rule)，且作为损害远近（remoteness of damage）问题予以探讨。而就前者案型而言，精神伤害的可赔偿性是作为“是否存在注意义务”（在普通法系）或“是否存在过错”（在大陆法系）问题进行考虑，并受“可合理预见性规则”之约束。就可合理预见性问题，参见文章第四部分中的论述。
[22]参见dooley v. cammell laird＆co ltd[1951]1 lloyd’s rep 271。
[23]参见attia v. british gas plc[1988] qb 304。
[24]参见t v. kan ki leung＆another[2002]1 hklrd 29。
[25]参见wv．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00]1 wlr 1607。
[26]参见johnstone v. bloomsbury health authority[1992]1 qb 333。
[27]参见blakeney v. pegus(no 2)(1885)6 nswr 223
[28]参见abv．tameside＆glossop health authority[1997] 8 med lr 91。
[29]假设第二顺位受害人因亲眼目睹被告因其自身过失行为遭受严重的人身损害，而遭受精神创伤的，则属于另一种案型。英国法基于保护家庭关系的考虑否定了注意义务的存在；参见greatorex v. greatorex，[2000]1 w. l. r. 1970。
[30]我国有些学者（例如前注[18],鲁晓明文）在介绍英国法的相关规则时，将“可预见性”问题的探讨理解为“作为判断损害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是不准确的。
[31]参见[1994]2 all er l。
[32]参见[1997] 39 bmlr 146。
[33]参见[1998]43 bmlr 28。
[34]“it was plainly foreseeable that a man of reasonable fortitude may suffer psychiatric injury if exposed to the shock of being put in fear of his life”，per stuart-smith lj．
[35]参见[1996] 1 ac 155。
[36]参见mcloughlin v. o’ brian[1983]ac 410，具体案情见前注[4]。
[37]参见[1992] 1 ac 310。
[38]参见[1999] 2 ac 455。
[39]参见（1984） 155 clr 549
[40]参见（2002）211 clr 317 。
[41]参见gifford v. strang patrick stevedoring pty ltd [2003]214 clr 269。
[42]需要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各州的立法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作了与普通法略有差别的规定。总体而言，各州立法采纳了高等法院的基本观点，即将“合理预见标准”作为判定是否存在注意义务的要件，将其他因素作为判定时考虑的要素。所不同的是，立法仍然将“具有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承受能力”作为一项独立的判定要件。另外，各州对各项因素的具体解释（比如，第一受害人与第二受害人的关系）亦不统一。
[43]参见47 hun ny 355[1888]。
[44]第一个废除“身体接触规则”的是得克萨斯州（1890年废除）。
[45]阿肯色州、乔治亚州、俄勒冈州、佛罗里达州和印第安那州。参见w. scott simpson, stephen j.ware, vickie m. willard, source of alabama’s abundance of arbitration cases: alabama’s bizarre law of damages for mental anguish, 28 american journal of trial advocacy (2004) p. 145 。
[46]258 nw 497[wis 1935]．
[47]前注[45]，w. scott simpson, stephen j. ware, vickie m. willard文。
[48]参见441 p2d912[cal 1968]。
[49]只有4个州将“合理预见标准”视为判定是否存在注意义务的唯一方法；其他各州都倾向于严格适用具体的判定要素。
[50]至少有24个州认可过失侵权行为中负面情绪的可赔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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