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制度是一国宪法中的重要内容，相关制度因应时代变迁而有所调整。我国三十多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特别重视文化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领域掀起的体制改革就是执政党在新的[30]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
[31] 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
[32] 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2月15日）。
[33] 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34] 2004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党的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社会主义文明内涵的极大丰富，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把“三个文明”及其相互关系写入宪法，并同这一自然段中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紧密相连，不仅意思比较连贯、逻辑比较严谨，而且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了宪法保障。
[35] [美]托比·米勒：《文化公民权》，载[英]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LocalHoSt
[36] 总体来说，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现行宪法对文化权利和文化制度的规定最为完备，参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
[37]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
[38]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页。
[39] 1999年3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对此解释为，“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40] 参见，2004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41] 李晓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宪法基础》，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42] 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对市场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和及时回应，“对促进中国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宪法保障”。参见，吴天昊等：《新中国宪法行政法60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43]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建设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44] 历次宪法修正被认为是“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也是在指导思想上要求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周旺生：《立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
[45] 朱福惠：《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护观解析》，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46] 胡锦光：《研究基本权利体系的价值》，载秦奥蕾：《基本权利体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3页。
[47] 当前学界对于立法的频繁修订存在一些争议。显然，过于频繁的修法不利于法的安定性及人们应有的稳定预期，不过，应当说，立法对于改革实践的回应是必要的，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回应的问题。美国宪法也是不断完善发展的，对此，奥斯特罗姆评价说，“宪法的修修补补是非常重要的”。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李梅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48]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
[49] 几年以前，就有学者提出，“根据十七大报告上述精神，我国现行宪法中所确认的文化制度应当进一步予以补充和完善”。参见，莫纪宏：《宪法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