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为从自利出发的利害关系。认为人们积极作为的动力恰恰是出于对自利欲望的满足，是在“好利恶害”本性的指导下，以欲望动机和利益原则为原始驱动力而做出的。所以，以法治国要建立在因循人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善恶为标准对人性加以肯定或否定。慎到曾说：“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韩非也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法家明确表示人为了利己，就必然会依循国家政策的引导，趋利避害。因此，“法”的设置只要能满足人性自利的需要，自然也就能为人所接受。
总而言之，人既然是一种动物，就必然有与禽兽相似的生存方式以及大自然赋予的生存本能，追求利益是人类的天性也是本能。因此，法家认为人生来就“好利恶害”，“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在不受约束的状态下，人就有可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损害他人。所以，法家从人性认识的起点出发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案，主张通过“法治”来导引人性，治理国家。其思想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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