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位阶法律规范作了规定的，一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就该事项作出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就必须服从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实践中，若是法律、法规、规章均对某事项作了规定，法规、规章与法律不一致的，适用的顺序依次是法律、法规、规章。这是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在当前公务员管理活动及中公务员行使权力时，政策与法律“错位”、地方规定与法律“错位”现象时有发生，在有些地方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政策高于法律；地方规定取代法律；政策否定法律；甚至用不符合法律的“土政策”来对抗法律的统一性，政策、地方规定与法律、法规、规章相冲突和抵触，下级文件随意修改上级文件，使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盛行。由于土政策被“极致”地发挥作用，加深了人们对它的依赖与服从，并因此动摇了人们对法律效能的信心。一九九九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法律至上原则，即“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一原则确认了“法律优先”观念，这就要求各级公务员管理部门及公务员牢固树立法律优先的观念，维护法律至上的法律精神，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决不允许用小政策、土政策来解释或取代法律。

二是“平等”的法律观念。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虽具有公民和公职人员双重身份。不管公务员在社会生活扮演何种身份，都应明确“平等”的法律观念。作为普通公民办私事时，公务员就应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公民一样，法律地位平等，没有任何特权，而不能以权谋私；作为公务员行使职权时，公务员应意识到自己执掌的公权，是人民依法赋予的，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秉公执法，认真履行公务员法规定的义务权利与职责，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执行和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然而，在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作怪下，一些公务员或是真的不懂，或是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公民，而将自己看成是“高于”普通公民的权贵。因此“父母官”，“君君臣臣”，等具有明显封建色彩的不平等的法律角色意识充满一些公务员的头脑。与此同时，这些公务员也表现了另一种法律角色意识不平等，如对上级领导者则表现出“人身依附”，“对上不对下负责”，“仰仗领导”等等卑屈的态度，因此牢固树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平等法律观念，使公务员认识到，国家公务员之间，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的公务员手中的权力都是符合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相反，若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观念，则不可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上级领导者执掌的公权与自己行使的公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自己的公职身份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表现出对上级领导者的“卑微”，和对被管理相对人的“扯高气扬”，公平与正义的法律精神将无法实现。
三是“人权”观念。我国现行宪法第4次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突出地强调了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和权力这一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突出地宣示了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这就要求公务员增强人权观念，既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要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申辩权、救济权，又要勇于通过公务员规定的救济途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唯此，才能实现权利保障的法治精神。
四是权责一致观念。权责一致，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享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应当有无责任的权力，也不应当有无权力的责任。权责一致基本要求就是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公务员职权的同时实际上又是赋予行政机关、公务员以义务和责任。它要求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行使职权时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包括保证法律得以全面贯彻的责任和因损害管理相对人的权益而承担赔偿的义务。为此，这就必然要求公务员牢牢树立这样观念：落实公务员的职责就是落实权力（权利）与责任（义务）的统一。
承担责任就意味这必然受到制约。但现实中，一些公务员受“权大于法”，“等级特权”，“国家无责任”等传统思想以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错误思想作祟，只想自己手中的权力，忽视自己的责任，导致滥用公权、侵犯合法主体的权益及玩忽职守并由此引发的各类诉讼及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而这些人往往是在受到法律追究及制裁后才明白，行使公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社会监督。当然其中也有人属于知法犯法，想钻法律的空子。无论那种情况，都说明这些人在进入公务员队伍时就没有作好勇于接受公开制约的思想准备，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权力制约的法治精神。
总之，公务员法的法治精神反映了公务员法的本质特征，而实现这一精神，需要走法治化之路，更需要观念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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