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并进一步论证原因自由行为学说的科学性，有学者指出：原因自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亦具有支配力，应把原因行为理解为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含前后相继而不可分的原因阶段与行为阶段。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精神障碍状态下，从而实施危害行为，即使原因阶段与行为阶段行为人在心理上没有任何联系，也应认为行为人对行为的结果具有支配力。因此，刑法对于这种行为的阶段自然不能以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瞬间系在精神障碍状态下，而认定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或只有限制责任能力。 这种理论现今得到广泛支持，成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通说。

三、我国刑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规定的理论解释

我国刑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1997年《刑法》第18条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由于立法对醉酒人的类型未做划分，也未对醉酒的原因做出细致分析，“是否所有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都要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对醉酒及其后实施危害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醉酒人，究竟应负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飙车、醉驾列入犯罪行为，并规定了量刑标准。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八）同时规定，有飙车、醉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
日本刑法学者大塚仁教授曾说过：“在解决刑法上的问题时，要仔细观察社会的实际，提出符合社会实际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刑法理论必须是能够给社会带来妥当结果的现实的刑法理论”。基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为了对立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醉酒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理论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学者认为：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有三点：首先，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没有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次，醉酒是醉酒者自己饮酒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最后，酗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理应加以制止。 由于这种论点多数论据并不科学而逐渐淡出理论争论之列。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观点不断丰富，影响较大的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运用严格责任理论来解释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醉酒后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一种严格责任。 由于我国刑法理论贯彻主客观相结合的一般原则，并无英美国家刑法中所支持的严格责任存在的余地，因此，这种观点更多地受到了批判。
第二种观点认为，关于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实行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这是一般原则，而以实行行为的原因自由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实行行为视为原因行为的自然延续，则是一般原则的例外。 这种观点基本得到了学界认同，但由于在借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解释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时，只注意到了客观行为的界定，并未涉及相应的主观要件及责任能力认定的原则而略显不足，有些学者的论述恰好能为之补足，“在认定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时，不能单纯从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时分析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是否存在，还要考虑行为人醉酒前的责任能力与状态和对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甚至要把醉酒前的这种状态，作为认定实施危害行为的醉酒人的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是否具备的主要依据。”
第三种观点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同时“除说明醉酒人的危害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可以从刑罚目的及立法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再作些论证，这样会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把握法律关于醉酒人对其危害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及立法精神。” 这种观点以我国刑法基本理论为研究工具，并注重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间的辨证关系，论述较全面，有成为通说之趋势。

四、结语

虽然原因自由行为学说还存在争议，但在刑法理论发展史上，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问题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接受过程，至今为止，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已得到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学者的认同和刑事立法、判例的肯定。 当然，应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我们同样面临如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合理解释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以“责任原则维持说”为立足点，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并未违背“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的一般责任原则，试图在没有实行性的原因设定行为中寻找实行性，将实行行为提前到原因设定行为阶段，导致实行行为过于宽泛，不适当地扩大刑事责任，有理论媾和之嫌，为我们所不取；责任原则例外说则克服了这种困境，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现实危害性不容否认，如不处罚，则不合法理。为此，应在坚持一般责任原则的前提下承认有例外情形的存在，正如我国学者所言“之所以确认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是为了防止客观归罪，从而坚持责任主义的立场。原则必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并不违背设立原则的初衷，就是合理的，就应当承认这种例外。因此，与其对实行行为作牵强的扩大解释，不如迳行承认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的例外”。 这就是说，以原因自由行为解释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问题带有一定的限度性，它不能替代一般责任原则并排斥其在一般场合下的应用。
原因自由行为学说，本身是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规范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学说并不与犯罪构成理论相违背，也不与刑法上的一般责任理论相冲突，它只是二者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与修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解释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应在犯罪构成理论框架之下，以一般责任原则为基础、以原因自由行为为例外。具体而言，如果醉酒是因为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所致，对于在醉酒期间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行为人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并应区别对待：若行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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