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不到两百年的历史舞台上，鸦片战争和改革开放掀起两次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滔天巨浪，而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古代法律，境遇很大不同，前次被闯进来的外国人称为“野蛮的法律”，后一次人们津津有味的反刍这些古代青天断案的故事。中国古代法律儒学化，以“伦理法”著称，要使我国法治现代化走上正确的轨道，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伦理进行深入的剖析，才能在社会大众层面培育起一种与现代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新伦理、新文化。

论文关键词 儒学 立法 司法 守法

一、由古代青天断案剧热播看中国古代伦理法

（一）公正廉明，清官、青天情结
正史中通称官僚为“循吏”，“良吏”、“酷吏”，尚未见有“清官”之称。循吏，如《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奉职循理”之官吏。又如《隋书·循吏传》记载“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之官吏。“清官”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元杂剧里，但元杂剧剧本里多呼包公为“青天”，径称其为“清官”，包公传统所反映的“清官意识”是下层社会各阶层为维护切身利益，反对权贵奢强谋求“法外特权”而向担负社会管理责任官吏发出的呼吁。
从热播影视剧断案到大宋提刑官宋慈再到包青天包拯来看，耿直、清廉、奉公守法、断狱平恕，是清官、青天为政执法的人格理想。平民百姓企盼、依赖“青天”，饱读儒家经典的官吏以作“青天”而光荣和自豪，为民呼喊、为民伸冤、为民做主，甚至不惜直犯龙颜。狄仁杰、宋慈、包拯就是这类“青天”司法官的代表，有口皆碑，名垂史册。wWw.yBask.cOm
法制建设中，司法官司法素质的高下是关键问题之一。古代中国廉正无私、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伸冤理枉的“青天”，令后人肃然起敬，而持法任术、株连甚广，充当君主权贵鹰犬的酷吏，必受到社会鞭挞。今天总结这份法律历史文化遗产，法治建设中加强司法队伍建设，特别是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行业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司法人员公正廉明意识，提高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本领，努力打造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没有“民主”，只有“明主”与“青天”。中国民主理念最早的起源，即《尚书》“天惟时求民主”，古代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落实到司法生活中就是青天观念。上到皇帝，下到地方官员，把自己看成为老百姓作主的父母，帝王是全国的父母，地方官长是地方的父母。为民做主的青天情结，“对被迫害者易造成心理上的麻痹和惰性，将自己的权利交给虚构出来的清官，放弃了为了争得自己权利而拿起法律武器奋起抗争的行为甚至想法”。“下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映的是封建专制社会那种愚民思想控制，在今天法治社会中，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不是受人恩惠的奴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大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通过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来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
（二）情理法兼顾，实现了法律的实质正义
法理学家认为法律不仅仅是一系列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追求，蕴含了一种深刻的法律精神。中国古代三千年司法秩序之所以稳定延续，是因为有一个核心的事物存在……从春秋战国法家治国，到汉唐法律儒学化，再到宋元明清的情理法断案，中国古代在制度和实践上实现了法律的伦理化。从狄仁杰断案到大宋提刑官宋慈再到包青天包拯来看，这些法官不仅清正廉明、秉公执法，而且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法律之外的广泛社会关系，寻求每个案件的个案正义和教化意义，从而实现了法律的实质正义。
宋代儒家礼教在社会上一体推行，政府极力提倡忠孝之道，从观念上看，情理实质上是宋代司法的精神内核，在宋代最终完成和确定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内核。“情理法兼顾，司法为宗法伦理服务”这一宋代司法的总特点，合情合理，情理兼具，人情天理，国法人情，情理无状……呈现出“实情、事理、国法”三项秩序感。有学者认为在宋代司法实践中“法律以外的价值判断在起主导作用，情理断案“是一种中庸至善的最高境界”。情理，是中国式的理性和良心，是古代的道德伦理和常识。“所谓‘情理’，简单说来就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因为审判的性质不是根据确立的规则来判断权利的有无，而是试图全面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

二、中国古代的法律是无法忍受的“野蛮的法律”

（一）列强口中的“野蛮的法律”
人类法治历史表明，每个国家的法治建设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上进行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国情特点。中国古代法律运行所依托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小农经济、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制度和儒学伦理。儒家思想与小农经济、封建专制统治，它们像啮合紧密的机器，成为一个超稳定的完整体系，强有力地运作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学化，成了近代西方国家主张“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借口。
中国古代虽有法，却缺乏法治传统，远非西方古典法治观，即罗马人追求的人人平等、自然正义、法律主治、保障权利和自由的的法治观。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认为中国缺乏公正性的成文法律规范，尤其是刑事法规，“以拷问为常事，行复仇主义不以为怪”，对有血统和社会关系的人实行连坐政策，进行严厉的刑罚制裁。因而指责中国法律是无法忍受的“野蛮的法律”，案件交给中国法官裁判“很不放心”。
鸦片战争以后，自五口通商章程起，在中国先后有英美等10多个国家获得治外法权，中国的司法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干涉和践踏。宋教仁先生在1911年所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所讲的治外法权“盖单指领事裁判权而言，即甲国人于乙国领土内，不服从其国法权，而由自国领事裁判之，谓为属人主义之制度，与普通所谓治外法权相异者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寄移文存一·删除律例内重张折》论及外国在华特权时，称：“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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